替寫作找一個良心理由! 
南方朔           

原來,一個人不「愛國」的程度是可以到如此程度的!

《微物之神》的作者亞儂哈蒂•洛伊(Arundhati Roy),不久前出了一本小冊《生存的成本》(The Cost of Living)。閱讀這本由兩篇長評論所輯成的小書,很讓人驚駭。

《生存的成本》裡,兩篇長評論,一篇反對印度的興建水壩,一篇反對印度的發展核武。反對水壩的這篇評論以「我站在小山坡上,大聲的笑了出來」這樣的句子開始,整篇文章談的,乃是荒謬、殘忍、欺騙、粗暴與野蠻。她由「沙達薩羅瓦水壩」(Sardar Sarovar)的故事開始,談到印度及全球的水壩,再到全世界的水壩商業及世界銀行的欺妄角色。所謂的「水壩商業」每年有二百億美元的生意,於是遂全球促銷水壩。單單在印度,大型水壩即已多達三千六百座,一千多座猶在興建中。但荒謬的是,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一,即兩億人仍無自來水可用;三分之二的人口,約六億人仍缺乏基本的衛生設備;反倒是隨著水壩的增多,超過一億以上的人口被強制趕離他們棲息的家鄉。水壩商業在印度已成了一種以窮人為犧牲而圖利少數富人的事業。在它的運作過程中,遂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欺騙、野蠻與專橫。她之所以大聲的笑,是笑它的荒謬和人們的無可奈何。但或也正因此,亞儂哈蒂•洛伊遂走進了反水壩運動中,並成為一九九九年世界文壇的重要話題之一。

而反對印度核武的長篇評論就走得更遠了。在九九年印巴核武競賽加劇,印度國家主義情緒高亢的時刻,她寫道:「核武問題在世界別的地方,早已被人們熱情、流利且深刻的討論再三,對一個小說作者而言,再也沒有任何事比重彈這些舊調更為羞辱了。」但她選擇了羞辱,因為,「沉默是不能立足的懦弱」,「我們的倦怠與羞恥意味著我們的結束,我們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之結束,……我們必須反省自己,尋找思考的力量來源,並戰鬥。」

而她的思考可真的是不「愛國」。一個國家在建水壩時大舉驅逐原住民,不能保護人民,這時所謂的「國家認同」,只不過是一種工具和口號,「在擁有核子彈的洋洋自得裡,政府不但威脅敵人,它也能用來對自己的人民宣戰」。他指出,政客的所做所為,就是要讓國民覺得國家是受害者,藉以強化敵人,製造敵人,因為,「我們需要敵人」。她對這種國家主義趨勢感到焦慮,並如此說道:

「常常在街上總會有人興致沖沖的攔住我,說我的小說得到布克獎是為國爭光。他們說的是獎,而不是我寫的小說,這讓我不自在。它以前讓我驚惶,現在則讓我恐懼。因為,我知道這種情緒的潮流多麼容易膨漲,並可能用來針對我,而且說不定現在已經開始了。」

亞儂哈蒂•洛依到現在為止才寫過一本小說,一本評論小冊。但她是獨特的,因為她如是相信:

「要愛和被愛。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卑微。永遠不要習慣於講不出口的暴力和生命周遭低俗的不一致。在最悲傷處尋找愉悅,追究美窮其根柢。永遠不要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或將簡單問題複雜化。尊重鄐O而非權力。最重要的是注意的看,嘗試及理解。永遠不要四處瞻顧,也永遠永遠不要忘記。」

由亞儂哈蒂•洛依小說裡對賤民階級的敘述,她的評論,以及在評論中所顯露出來的自述,這時候就讓人想到了一個很古典的問題,那就是作家與良心。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布爾斯丁(Daniel J. Boorstin)稍早前在論文集《克莉奧佩特拉的鼻子》裡,有一章談〈作者是世界的良心〉。他指出,作家在人類歷史上之所以重要,乃是他們致力於發現「良心」,而這是「推動歷史的不可預測的力量」所致。他如是說道:

「回溯過去的許多世紀和千年,我們可以反省到對作家分離的靈魂之挑戰所呈現出來的不可預測性。根據我對良心經驗的舉證分析,它有三種類型:神聖的良心、公共的良心,以及個人的良心。它們是歷史裡不可預測之力量所造成的結果。它包括了先知的啟發,基督救世主呼籲的訴求,無遠弗屆的羅馬教會之組織力量,沒有這些,神聖良心的豐富文學將不可能。而在工業社會興起,書籍和印刷技術,報紙及電子媒體等相繼出現,加上自由代議體制和識字率及科學進步等條件推動下,它會聚成公眾意見及閱讀大眾的增加,並因而創造了所謂的公共良心。最後,則是廿世紀個人良心的出現,它除了與上述因素有關外,許多無法預期的其他力量,例如殺人盈野並使人灰心的一次大戰,心理學及心理分析的開展,性解放及性平等的增加均屬之。西方良心發展的這些階段,均使得良心與意識造成難以預期的會合,而作家則在自我與外在世界的分割中進行新的嘗試與開創。」

布爾斯丁從外在世界不可預測的變化,而談到作家與良心的關係,以及作家在不同時代在「良心的發現」上所做的貢獻。這樣的觀點,無論在文學史或文學思想史上,可以說都極具創見。這也吻合他長期以來將歷史視為一種「發現」的過程之史觀。而將作家與良心的發現與發明聯繫起來看待,對寫作者而言,則不啻為一種新的思考方向。意識屬於個人,良心屬於公眾,寫作者在自己的寫作過程裡,追求意識與良心的會合,這不但是個人的完成,也是社會的完成。

也正因此,寫作並非簡單的生涯,而應視為人在不可預測的力量所建造的世界裡,寫作者能替這個世界之能夠繼續存在提供甚麼樣的良心理由。亞儂哈蒂•洛依之所以在一九九九年被世界文學界普遍談論,即在於她試圖尋找一種新的良心理由,而她的良心理由,無疑的比整個時代走前了不只是幾步而已。亞儂哈蒂•洛依之斗膽,乃是她選擇的良心理由,幾乎是在和自己以及整個印度為敵!

替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找一個良心的理由,或許也是被各種不可預測的力量所驅動的台灣,寫作者必須去思考和發明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騷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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