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期選載
作者
【編輯室報告】
 
詩人已遠,詩未凋零
周昭翡
【文學願景】  
巴別塔後的多元
南方朔
【浮游地圖】  
江南隨筆──杭州、富春江之遊、黃山
舒國治
【專輯】
詩未凋零
懷念逝去的詩人

楊華
黑潮悲歌——薄命的楊華
林載爵
黑潮集
楊華
陳秀喜
大家的陳姑媽──陳秀喜的人與詩
林梵
初產
陳秀喜
梅新
投影為風景的再生樹──懷念梅新
張素貞
椅子
梅新
【小說】  
熱蘭遮
賴香吟
【散文】  
眠夢之島
王家祥
巴別塔後的多元
◎南方朔
 


一九七五年,索貝婁寫了《韓伯的禮物》,主要是在描寫一個以前即未存在,往後也不可能再有,但卻始終縈繞在藝術家、作家,以及思想家們心裡的一個未實現之夢境。這個夢境就是文化藝術工作者希望能夠對治理國事的政、經、軍領袖們擁有明顯的影響力,如同奧斐斯能夠用詩的力量舉起大石和巨樹。

《韓伯的禮物》談的是文化藝術的邊緣化,它會偶爾穿插成誇張式消費的一環,但影響力則無疑的在日益降低中。只是索貝婁或許並未想到,儘管文化藝術工作者不能實現夢境,但隨著一種新的時代轉折,文化與社會的糾纏關係卻以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面目出現。它與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權力夢想和期望無關,但「多元文化主義」所結的果,以及它在社會裡的沉澱,卻將文化推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上。

甚麼是「多元文化主義」?一個社會無論多麼的整齊,但圍繞著諸如族裔、階級、性別、地域,甚至如代間、同志、殘障……等,它們在歷史與社會形成的過程中,難免有著不同的記憶和願望,不同的需求和目標,甚至還可能有不同的傷痕與認同。於是,當它無論表現為文學、藝術,或動員性的訴求,遂有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出現。泰勒(Charles Taylor)將它稱之為「要求承認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它希望自己的真實性能被視為重要。希望在整體的論述光譜上佔有一條波長固定的光譜頻寬。「多元文化主義」開啟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新時代。

然而,儘管「多元文化主義」由於時代因素造就出了它的「政治正確」,並在文學創作、文論,甚或知識動員上創造出各式各樣的類型。然而,新類型與認同的出現,畢竟只是開始,而非結束。一連串的棘手問題由此而生。

例如,在古典的自由理論裡,它將「個人」概念單純化並絕對化,因而,由神聖「個人」的自由結社與自由表達,遂可以推衍出類型的正當性。然而,事實上,神聖「個人」並非真實的存在,社會的控制,教育的差異,以及其他種種現實條件的影響,都將對弱勢者的自我突顯造成干擾,由此,如果認為存在即合理,不存在即不合理,那麼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豈非在邏輯上意含著「文化強者主義」?而對不同類型的接受,設若沒有一個更大的平等為前提,則所謂的「多元包容」和「壓迫性的容忍」又有何異?再其次,如果文化的「多元」所意謂的仍只是各種集體性的範疇,那麼「個人自主」又將置於何處?而無論任何文化呈現,當不能連結到「個人自主」這個最後的價值範疇,它豈非將和古典自由主義的終極原則有所違背?

因此,從權利的保障以及對不同呈現的尊重而言,「文化多元主義」可以說乃是古典自由主義討論的延長,以及未竟之業的繼續落實。它必須在價值上,就要像康諾尼(William Connolly)一樣,預先即設定出一種更高的「不諧和之本體論」(An Ontology of Dis Cordance),將以往那種認為世界本質即是和諧與均衡秩序的前提揚棄。當人們理解世界的本質不是和諧,而是眾音齊鳴,則暗藏在「和諧」中的支配性格始有可能解消。當它投射在各種異質文學創作上時,人們也才會理解利,這種異質性對既有的秩序而言,乃是一種鬆弛,文字的想像與實驗只有在這種鬆弛處,始有可能萌芽顯現。

因此,「文化多元主義」,就宏觀的文化意義而言,乃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延長與更加落實,不但拓寬自由的類型和領域,同時也重訂諸如「平等」與「個人自主」的定義。對於異類,則以一種類似於保護瀕臨絕種的物種般加以珍視。而在文學上,則宜將各種異質的文學,視為文學空間擴大的新邊界。

在文學上的「文化多元主義」興起的時代,對寫作者而言,這是否如有些理論家所謂的不再有「傑作」和「鉅型論文」,這可能是個仍然有待討論的課題。但無疑的是「文化多元主義」在替小說作者爭取到空間的同時,它也同樣的成了一種束縛,使小說作者陷入「小眾」、「認同」、「異類」的窠臼中。擴大寫作範疇的禮物裡也附贈了諸如自我設限,拘泥在某些瑣屑問題意識裡等未被預期到的思想障礙。近代具有「文化多元」特徵的文學作品,在初起之時,每每喜歡「理論先行」,並強調「標誌優先」或「辨識優先」,甚或有較強的摩尼教式二元論風格。這些都是創作被束縛的症候。「文化多元主義」是一種價值領域的擴大,以及問題意識的範圍被拓寬,但它並非某一種文學創作的流派。說若企圖將其流派化,「文化多元主義」也就失去了它真正豐富的本意,反而會在矯揉做作裡將自己狹窄化。

「文化多元主義」對文字創作者而言,乃是在它給予文學新空間時,也無心的壓縮了它的其他空間。這種矛盾的難題,有待創作者自己去克服。而另外更受挑戰的,乃是評論者。由於「文化多元主義」開啟了一個新的價值平等的多元階段,因而對傳統性格的評論者,昔日那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即難維繫,而這種評論風格甚至還違背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基本前提。「文化多元主義」的時代,評論者已需要更加的胸中有丘壑,尤其是對於各種新興的,仍未被清楚定義的問題意識及敘述方法,更需要有掌握的能力,否則即難免會像昔日的聖伯夫一樣,成了永遠看不準的評論家。「文化多元主義」時代的評論家,重點並不在於表達其固有的愛憎,或試圖在多元時代重建一元化的文化或文學秩序及準則,而毋寧更應當在類型的定義與限制,作品的積極與消極特性上加以考量,始足以勝任。並可藉著守候現在勿等待未來。

而無論如何,「文化多元主義」漸興的此刻,無論理論的思辯與落實、文字的創作,以及對社會的沖擊,仍在方興未艾的階段。而這也是無論藝術或文字,各種文化戰爭始終持續不斷的原因。有人稱「文化多元主義」是一種「文化亦即其主義」,有人則對眾聲齊鳴,惶惑得難以辨識與傾聽。但范德比爾特大學教授克萊頓(Jay Clayton)在《巴別塔的樂趣》裡倒是有一個譬喻,巴別塔是《舊約》裡驕傲的象徵,驕傲即一元化,也即是支配慾的顯露。因此,巴別塔的崩塌與受咀咒的使人變亂口音,反而應當被理解為一種平等而複雜的社會之開始。文學的眾聲齊鳴,有如巴別塔之後的景象,或許這並非咀咒,反而是一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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