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離奇的社會性質論
去秋,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發表了〈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月刊,一九九九年八月號),宣告他要以「後殖民史觀」去「建構台灣新文學史」,並進行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他主張「要建構一部台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他並且說,他在「建構」這部新的台灣新文學史時,要以「對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的性質」的問題之究明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陳芳明於是把結論說在前面。他認為台灣社會的總的性質是「殖民地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字,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
這就牽涉到關於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和殖民地社會理論了。小論的目的,只限於審視和批評陳芳明據以為台灣新文學「分期」之基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至於陳芳明依其台灣社會性質說所造成的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全面錯謬,則等待以後的機會加以批評。
社會性質論,又作「社會形態論」或「社會構成體」(social formation)論,指的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中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和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即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力發展之獨特的性質、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之獨特的形態與性質的總和。馬克思據此以說明人類社會依其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演化,一般地、平均地把資本主義以前的諸階段社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並推論資本主義後的新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雖然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目前在現實上受到挑戰,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及前此各階段社會的分析之科學性,仍有強大的威信。
馬克思的這一概括的五階段社會發展理論,當然主要地以西方先進、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史為言。到了十九世紀中後,西方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以資本輸出,掠取他民族/國家的工業原料,並強占其市場以傾銷其工業產品,來擴大其資本的積累與再生產,這就形成了帝國主義。而為了在帝國主義各國競逐原料和市場的鬥爭,帝國主義往往又以暴力強占亞、非、拉廣泛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施加直接的、強權的政治統治與經濟榨取,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於是,在十九世紀中後以迄於今日的帝國主義時代,淪為殖民地的各前資本主義的、後進的社會,在社會發展階段中,便多出了一個外鑠的社會性質,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性質,說明這些社會在世界史的帝國主義時代所處的地位。這些社會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又對於這些帝國主義支配下前資本主義各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複雜、深刻、負面的影響。
以中國社會史為例。秦漢以後,中國社會從貴族封建社會(農奴附屬於土地,土地以貴冑家族世襲而不能自由買賣,以農奴的力役與實物地租為搾取形式等等)轉化為私人地主封建體制(私人主佃封建關係,土地可以買賣,佃農對地主、土地的半農奴依附,地主經由封建地租和力役對佃農進行剝削,等等),並經歷了兩千多年停滯反覆的、獨立的地主封建制。直到一八四○年,以鴉片戰爭戰敗為起點,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封建社會在列強侵凌下,從獨立自主的傳統地主制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是因為清帝國畢竟勉強維持著殘破的主權政府在形式上的「獨立」,但全中國則早已分別被列強分割成各國的勢力範圍
、租界地和殖民地(如香港和台灣),國防瓦解,海關為外國所把持,國已不國。半封建,是因為帝國主義強開中國的門戶,以強權通商,使資本主義生產、商品和金融資本破門而入,相對擴大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自給自足的封建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而促其瓦解。
然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的目標,絕不在徹底揚棄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例如本地封建社會),從而催促其資本主義現代化。帝國主義的目的,是使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其附庸,限制殖民地經濟自然、獨立發展,把殖民地改造成為帝國主義獨占資本掠奪原料、獨占市場的基地,並且以其強大的金融資本控制殖民地銀行、廠礦、交通工具和相關貿易及商業,打擊和壓抑當地民族資本的正常發展,一方面又與殖民地半封建勢力如地主、買辦、官僚和軍閥相勾結,通過鞏固和利用本地半封建、或封建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對廣泛的殖民地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奪與壓迫。總之,帝國主義一方面相對性地帶來資本主義諸關係,促成殖民地傳統封建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藉鞏固和利用殖民地傳統封建勢力如地主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物質基盤,以遂行帝國主義獨占資本的積累與再生產。如此,一方面是傳統封建體制的動搖與瓦解,一方面是本地資本主義發展受到構造性的阻礙與壓迫,成為停滯在從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移行之半途的、「半封建」的畸形社會。
因此,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發展理論中,就絕沒有一個單獨稱之為「殖民地社會」的社會階段。原因無他:「殖民社會」不是一個單獨、固定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必由的階段。殖民經濟是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先進資本主義以金融資本的形式向前資本主義社會輸出,掠奪其原料、獨占其市場所形成的經濟,使殖民地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故「殖民社會」的概念,離開了這些變化後的具體的社會性質或形態的描寫,就空洞而無意義了。此所以殖民地下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形態)都是以「殖民地•封建社會」(例如商業資本主義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據台灣招募中國東南沿海貧困農民進行東印度公司下的封建榨取的體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鴉片戰爭後的大陸社會和鴉片戰爭後直到日本統治前的台灣),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殖民地化以後的朝鮮和台灣)為表述。
則陳芳明的「殖民社會」論,在社會形態論上是毫無根據的。陳芳明說,甲午戰敗,「台灣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島上的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移民社會,在一夜之間,被迫迎接一個全新的殖民社會」。「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社會」,是種族概念,而「殖民社會」則是政治經濟學性質的、是社會科學的概念。於此,尤見陳芳明對「社會性質」理論的混亂了。
二、日本殖民地下的資本主義問題
基於他自己關著門炮製的「台灣社會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史觀」,陳芳明「建構」了一個把台灣社會史──從而是台灣新文學史──分劃成「殖民時期」(一八九五〔新文學則始於一九二一〕∼一九四五);「再殖民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和「後殖民時期」(一九八七年迄今)這麼一個三階段論。前提既錯,在這錯誤前提上「建構」起來的全「史觀」的謬之千里,是自然不過的了。
僅僅說日據台灣社會是「殖民社會」之不通,已見前述。在這新寫的新文學史中,陳芳明不憚於一再描述日本殖民地下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擴大,謂「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奠基與擴張」,使「日本資本主義」為台灣帶來「現代化」;又說「日本統治者所引介進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為「台灣社會造成最大的衝擊」。而據說「沒有殖民體制的建立,就沒有現代化生活的改造」。在別的地方,陳芳明也不憚於宣傳「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的深化與擴張」。總之,陳芳明認定了日據台灣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相當「擴大」與「深化」的殖民社會。這就得考察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的具體情況了。
日帝據台之後,立刻展開了為日本獨占資本在台灣順利發展所必要的「基礎工程」,如眾所周知的土地林野的調查、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貨幣度量衡的統一化、排除鴉片戰爭以後來台的西方資本勢力,等等。這些基礎工程,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卻為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在台灣擴張和超額榨取,創造了條件,但同時也形成了母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不平等分工,使台灣在經濟上固定為對日本供應原料與農產品食糧的基地,台灣經濟喪失其主體性,而庸從為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積累的工具,並被迫形成日本的米—糖單一性種植(monoculture)的基地。台灣本地傳統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糖部作坊和台灣人現代資本主義製糖資本被迫解體。一九三○年以後的軍事工業化,在軍政統制下,台灣人工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進一步萎縮。在日帝統治下,以製糖工業為中心的日本籍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本地台灣人資本則遭受強權的、制度性抑壓,豪族資本也只能依附在日本獨占資本中,無權獨立組織公司以發展。
此外,一直到日本治台四十四年的一九三九年,台灣的農業產值皆高於工業產值,說明尚未資本主義工業化。一九三九年到四五年,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但考慮到工業產值中製糖工業(及其他農業加工業)占其中之大半以上,復加上戰爭工業化的誇大性,實不能加以過大評價。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保護和鞏固了台灣的半封建地主•佃農體制,並在這半封建的土地關係上,建立了以糖與蓬萊米為中心的殖民地剝削經濟體制。日本將台灣殖民地化,並沒有使台灣土地關係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經濟,而是以強權保留和強化了小面積佃耕和現物地租等半封建剝削體制。
因此,陳芳明的日據台灣社會為「殖民社會」之論,顯然不曾理解到帝國主義下台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複雜的變化,即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變化,從而過高地評價了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即「現代化」程度,而對於殖民地台灣社會半封建性的側面,則完全沒有估計到。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會中資本主義成份的估計,向來富於爭論,但從現在看,高估半殖民地中國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因素(如托派和矢內原忠雄),早已受到中國革命的實踐和台共對台灣社會分析所揚棄。今天,大部分台獨派和自由派學界一般地把日本對台殖民統治視為資本主義化、「現代化」而加以美化與合理化已成通論。但這又與托派中國社會論和矢內原台灣社會論有本質的不同。
看不見殖民地台灣的半封建性,就無法解釋許多殖民地台灣歷史中的重要問題。從文學上說,除非認識到殖民地台灣的雙重矛盾,即帝國主義異族支配下的民族壓迫的矛盾,和與帝國主義相苟合、以半封建地主佃農體制為核心的半封建剝削與壓迫的矛盾,就不能說明何以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思想和題材,鮮明地集中於「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題材。描寫日本警察橫行鄉里,魚肉台灣人民的〈一桿稱子〉、〈不如意的過年〉、〈惹事〉;描寫日本獨占資本在台灣的掠奪,農民工人被驅落貧困深淵的〈豐作〉、〈一個勞動者之死〉、〈一群失業的人〉、〈送報伕〉和〈牛車〉;描寫與日本當局勾結、刻毒同胞的封建地主豪紳的〈善訟人的故事〉,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多重壓迫下呻吟之女性的〈薄命〉、〈誰害了她?〉、〈青春〉和〈老婊頭〉等。離開了日據下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形態),就不能有科學性的說明。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作品,從來不曾把殖民地台灣社會寫成幸福、進步、「現代化」、高度「擴大」的「資本主義」社會!
三、「殖民地革命」論的杜撰
另外,由於陳芳明完全不懂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懂得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核心的社會性質(形態)理論,所以在他另外的文章中論及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綱領時,簡直荒腔走板,不知所云了。這當然也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他對台灣社會形態史的錯誤認識。
茲舉一例。基於同一個錯誤,即陳芳明以日據台灣社會為沒有經濟內容的「殖民社會」的錯誤,陳芳明說,因日據台灣是一個「殖民社會」,所以台共在其政治綱領中關於台灣革命的主張,是「殖民地革命」的性質。而陳芳明又說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其革命的性質是「社會革命」!繼之,陳芳明以他今日台獨派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編造出了台共黨史中台灣的/謝雪紅的/日共領導的「正確」路線,與中國的/翁澤生「上大派」的/中共領導的「錯誤」路線的鬥爭這樣一個荒唐的劇本。而這兩條路線之矛盾,據陳芳明說,在社會性質論與革命性質論上,就表現在翁澤生等「親中共」的「上大派」要將他們的「社會革命」路線強加於謝雪紅的、日共的、台灣派的「殖民地革命」路線上!在他的〈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陳芳明,《殖民地台灣》,麥田出版社,一九九八)和其他文章中,陳芳明以此忿忿不平,不憚於三復斯言,使他在社會科學上的嚴重無知與錯誤認識更加突出了。
早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我國社會科學理論界就展開了一場沸沸揚揚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爭論。這爭論的源始,是基於對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挫敗的反省,而自重新摸索中國社會性質著手,檢討中國社會形態與中國革命的性質、敵我關係、階級構造和革命的方針政策。第三國際指導下各國共產黨的綱領,都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性質)理論,對自己當面社會進行了分析,並根據這分析來決定革命的性質、目標與方針。中共如此,日共如此,當時隸屬於日共的「台共」(「日共台灣民族支部」)和鮮共(日共朝鮮民族支部)等莫不如此。中國社會史論爭,其實先是集中在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繼而又發展為中國歷史上各階段社會性質、即社會史的爭論,再發展為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兼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爭議。
即便在左派內部,不論在國內或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從而對中國革命性質的主張,也有針鋒相對的不同。有一派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半殖民地的矛盾,要求進行反帝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半封建的矛盾,要求進行(由工農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另有一派則力主中國早已在帝國主義下資本主義化,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該靜待自己力量之壯大,準備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性質的、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具體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一個路線(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正確與勝利,和後一個路線(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錯誤與否定。在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理論中,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由現代工資勞動階級主導的、推翻資本主義、最終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和帝國主義下廣泛第三世界前資本主義社會形形色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之由工農階級的同盟所領導、團結同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帝愛國力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扈從──大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以發展資本主義並最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根本沒有什麼「殖民社會」的「殖民地革命」這種怪說。猶記在六○年代,台灣的報紙報導第三世界反美獨立運動時,常常把外電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誤譯成「國民民主革命」,就是不懂得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主義(反帝)的、民主主義(反封建)的變革理論所鬧出來的笑話。陳芳明的錯誤類此。
因此,陳芳明一點也讀不懂台共綱領,是理所當然的。再舉一例。台共一九二八年的綱領中,有一段批評當時台共同志汲汲於要在台灣一味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錯誤認識。綱領認為,這個錯誤的根源,在於當時的同志們不曾注意到「1.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2.台灣本身還存在很多封建制遺物」,即不理解台灣社會的「殖民地•半封建」性,而陳芳明竟而據此大發奇論。他說道:
「…由於資本主義在台灣未充分發展,封建制度的殘餘仍然深深根植於社會內部,台灣革命自然也具備了克服封建殘餘的任務,其性質也是屬於社會革命。」!
陳芳明接著說,日共綱領上認為日帝的性質是封建地主與資本家混合的政權,則「台灣的獨立運動就不僅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並且在社會內容裡也是民主主義的革命」。
對於陳芳明而言,台共到底是主張台灣革命是「社會革命」還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從上引文字,足見其認識、知識之錯亂。社會革命,是一個資本主義充份發達的社會,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社會深刻無可緩解之矛盾,由新興現代工資勞動階級領導,進行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實現後資本主義階段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即「社會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制度的殘餘仍然深深根植於社會內部時」,當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中既萌芽成長、又備受壓抑;當封建或半封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了無從調和的矛盾,則新生資產階級或工農階級的同盟聯合其他支持革命的各階級起來領導推翻(克服)封建或半封建體制,建立後封建(或後半封建)階段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即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亦即「民主主義的革命」。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的性質,根本不是什麼「社會革命」,更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而是反對殖民地統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亦即「民族革命」和反對封建(半封建)統治的、為發展而不是壓抑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之統一,合稱「民族•民主革命」。
但第三國際關於殖民地解放運動中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主張由各殖民地的工人與農民階級而不是其資產階級擔負起這「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領導任務,理由是在殖民地下,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小,人數少,變革的決心弱、立場不穩,而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又因為本身兼為地主,與帝國主義關係密切,往往同時帶有封建地主階級的性格,扈從於帝國主義而積累,有買辦性。所以這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應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必須依靠在殖民地社會受壓迫最深重、變革決心最堅定的殖民地工農無產階級而不是別的階級的領導。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由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市民所推動的、為摧毀封建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的、「舊的民主主義革命」。二八年台共綱領所說日帝下「台灣猶殘存著頗多封建遺物」,意謂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有相對性發展,但同時一仍殘留著封建體制的殘餘,所以台灣社會是一個(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會,以故台灣革命一面要進行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卻不能以此為己足,「不能獨斷為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其社會性內容應為民主主義的革命,此即所謂的台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
陳芳明讀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一面說台灣革命為了「克服封建殘餘」,「其性質」竟然「也是社會革命」,一面又引他不懂的綱領文字,說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並且一有機會就說中共將其從未主張過的「社會革命」論強加於台共也從來不曾主張過的「殖民地革命」論,讓中共與台共在陳芳明的腦袋裡鬥得不亦樂乎。因為中共對當時中國大陸社會的分析是中國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由工農的同盟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從來就沒有說過、幹過什麼「社會革命」。台共也因同樣的分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矛盾是量的差異而不是質的不同)而主張「台灣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這樣一種革命中,「……認定根本上台灣資產階級不唯無法領導台灣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軍隊」。「台灣工人階級」要「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工人階級」要「爭取」革命的「指導地位」,以完成「台灣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其實幾乎就是台灣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也透露著都是當時第三國際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綱領在各國、各地區的版本。總之,日據下台灣革命的性質根本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更不是什麼「社|革命」。從而,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也不是什麼「殖民地文學」,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文學。大陸的革命當然也絕不是什麼「社會革命」,這是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基礎常識。兩岸社會性質的近似性,規定了兩岸革命的性質都是反帝(民族主義)•反封建(民主主義)的,同時也規定兩岸救亡運動之一環的文學鬥爭的口號和內容,勢必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陳芳明不明白這個理論,把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台灣社會規定為沒有社會經濟內容的「殖民地社會」,從而規定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為「殖民地文學」(colonial
literature,日本作「外地文學」,原指類似西川滿、濱田隼雄、庄司總一之流,以殖民者立場對「新附之地」台灣的異國情懷的描寫的文學,足見其使用「殖民地文學」一辭之大不妥)而沒有具體的社會政治內容,不能捕捉到殖民地「反帝•反封建」文學的特質之根源所自。
只有從日據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才能說明日據下台灣反帝民族•民主鬥爭的「反帝•反封建」性質,也才能說明作為殖民地台灣的民族•民主鬥爭之一環節的台灣文學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與題材;才能理解分別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與台灣的新文學,都以反帝•反封建為戰鬥的旗幟,而前者並施重大影響於後者;才能理解在第三國際、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影響下台灣左翼文論和組織的發展;才能理解台灣新文學主要地以(批判的)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最後也才能理解在嚴酷的「皇民化」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挫折、抵抗和屈從。
四、萌芽期台灣新文學的政治經濟學
陳芳明在日據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上所犯嚴重錯誤,自然影響了他對日據台灣二十年間新文學「分期」的「理論」。
陳芳明把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分成三個時期,即一九二一∼一九三○的「啟蒙實驗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間的「聯合陣線期」,和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間的「皇民文學期」。
「啟蒙實驗期」的特點,據陳芳明說,是國際思潮的衝擊;反帝抗日的思想文化運動要求「使用文學形式來喚起民眾」不把「文學視為自主的存在」,而把文學「當做政治的輔助工具」,因此在這「初期階段,較為敬業的作家還未出現」,所以「在技巧與結構方面,都顯得極其粗糙」,「大多數的作品只是停留在實驗階段」。「從現在回顧起來,顯然史料價值遠勝藝術價值」,「無法勝任美學的考驗」。
世界文學史告訴我們,小說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登場→現代都市的形成→印刷工業、報刊雜誌產業的發展→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公共領域的形成這麼一個總過程有密切的關係。十八世紀英國「擬古典主義」(pseudo-classicism)時期,正是在新興資產階級蝟居的新興城市、城市中興旺的咖啡館、報刊雜誌形成的文學的公共領域中,誕生了散文文體和西歐第一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狄福(D.Defoe,一六六○∼一七三一)、史威夫特(J.Swift,一六六七∼一七四五)、艾迪生(J.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和費爾丁(H.Fielding, 一七○七∼一七五四),取擬古典時代主流的仿古典悲劇而代興,發展出資產階級自己的新文類。
與西方小說發展史相較,我國的現代小說的形成與發展,有本質不同、但過程雷同的歷史。不同於西方小說誕生於西歐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並以商業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我國現代小說則起於鴉片戰爭之後,列強百般侵凌、民族資本主義在艱困中有所發展的時代。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強迫開港,強迫貿易,使中國北方沿岸(以天津為中心)和南方沿岸(以上海為中心)發展了買辦資本主義和一定的民族資本主義。中國的現代資產階級有相對發展,他們集中在類如天津、上海的工商城市。中國資產階級掌握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新印刷設備和「報紙」、「雜誌」的媒介形式,在國難深重的中國半殖民地條件下,新興報章雜誌成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救亡派(如康、梁)甚至革命派形成政治、文化公共領域的基盤。而康、梁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一派,又從一開始就把改良運動與小說的推廣緊密連繫起來,把小說當成推動改革,宣傳革命和國民性改造的工具。當時也,光是專刊小說的刊物,從一八九七年的《演義白話報》到一九一○年代著名的《小說月報》,總數在二、三十種以上,培育了介於舊說部與新白話小說間、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譴責小說」,產生了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劉鶚(《老殘遊記》)和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收穫了由林琴南、嚴復迻譯的大量外國小說,為一九一八年魯迅寫〈狂人日記〉而宣告我國現代小說的誕生,準備了足夠的條件。
但日據下台灣地方的情況就很不一樣。鴉片戰爭後台灣也被迫開港,強迫貿易,洋行取代了傳統行郊,外國銀行資本全面控制了台灣的經濟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貿易過程,買辦資產階級興起,但一般地人數少,力量弱,沒有集居新興工商城市的厚實的資產階級。及淪為日本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台灣地方資產階級受到半殖民地中國所不能比擬、來自日帝的壓迫。一九○○年日本三井財閥的「台灣製糖廠」設立。一九○二年,日本以法律強權掖助日本現代化糖業的獨占經營,給種蔗地主和蔗農帶來強大壓迫。一九○五∼一九一八年間,主要是日資的現代製糖廠陡增,台灣本地資本主義萌芽的糖部作坊迅速解體。一九一一年,日帝明令剝奪台灣資產階級獨自開設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權利,從而使台灣本地資本對日本獨占資本從屬化。台灣地方的現代資產階級無法健全發育,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警察強權統治,台灣人要遲至一九二七年才能在島內發行《台灣民報》一種。其後雖陸續刊行幾種雜誌,但大多屢刊屢禁。弱小而備受壓迫的台灣資產階級在一九三○年以前,要形成政治、文化、文學的公共領域,從而發展小說藝術,自然是艱苦備嚐的。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內地和二十世紀二○年代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小說,出於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的強大壓迫,反帝、救亡自然成為兩岸小說最強烈的主題,正如十八世紀的西方小說表現其重商主義資本向外拓展、新興城市蝟集來自農村的各色人等的歷史時代中,對外擴張,異國新天地傳奇、女工、流浪漢成為當時小說主題一樣,表現了(半)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不同社會、不同政治經濟構造下不同的思想感情、意識形態和主題意識。這都和是否把「文學視為自主的存在」,是否特別要把文學「當做政治的輔助工具」,我們台灣作家是不是「敬業」,是毫不相干的。
而從台灣在殖民地困難條件下,沒有時間和餘裕像十九世紀末的大陸那樣,從文言小說、翻譯小說、譴責小說……逐漸演化成熟,然則竟而能在賴和一代人,能突然直接用白話漢語,以比較成熟的技巧表現,取得現代小說的可喜成就者,沒有別的原因,而是出於殖民地台灣作家知識份子因對於祖國中國的嚮慕,直接繼承內地的文白語文鬥爭的成果,以中國白話文為表述工具,以中國白話文現代小說作品為寫作與表現的範式(paradigm),當然有密切關係。因此,對這一時期作品在美學上的評價,應該考慮到台灣白話文學省去了中國現代小說幾十年在語言、表現形式上的摸索,一步到位所取得的成績,不能過低評價。何況,一九一八年魯迅從〈狂人日記〉展開的一系列傑出的新小說的偉大成就,也必須看到那是奇蹟般的獨一的高音。和魯迅同時代的新小說,相形之下,「在技巧與結構方面」,也不免於「顯得極其粗糙」。陳芳明對萌芽期台灣新文學的酷評,表現了他對台灣新文學的社會經濟脈絡之無知。
五、台灣普羅文學運動與共產國際文運
在談到「統一戰線」時期的特點,陳芳明指出幾點:「出現了文學組織」,「發行」了「文學雜誌」,作家們「開始」「以團體的力量專注文學作品的經營」,結成「聯合陣線」。這時「文學運動不僅脫離政治運動陰影,而且有取代政治鬥爭運動之勢」;另外就是台灣「左翼文學」的「崛起」。這是一段混亂的分析。
一九三○年前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遭逢最強烈的經濟蕭條之襲擊,從根本震動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為了挽救日本的資本主義,日本國家強力介入,實施對通貨的國家干預,日本資本主義從獨占資本主義階段,進入了國家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同時發動侵華戰爭,以戰爭統制經濟體制,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日本國家獨占資本對殖民地台灣的掠奪,使台灣本地人資本進一步萎縮,廣泛台灣工農階級進一步貧困化。
世界經濟全面蕭條,突出地暴露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深刻的矛盾。以共產國際為首的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一時之際,世界資本主義已晉入面臨最後崩解的「第三期」之論,甚囂塵世。而文化與文學意識形態的革命,又一向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重要關注,因此到了革命樂觀主義高漲的三○年代,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文學運動,成為各國各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形式。三○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台共建黨於一九二八年的歷史背景下,自亦受到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的深刻影響。
此外,從二○年代末到三○年代初,在日本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遭到重挫。一九三一年,台共連同革命化的文協、農組、甚至民眾黨遭到全面破壞。這時,從各個戰線上流落出來的黨人和同情者,湧向了左翼文化/文學戰線,利用薄弱的合法性,延續革命的實踐。一九三二年,詩人王白淵在東京成立了一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組織,旨在「藉文藝的形式,啟蒙大眾之革命性」。同年,他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領導下結成「東京台灣文化同好會」而不久瓦解的兩個月後,又結成「台灣藝術研究會」,推展無產階級的文化藝術運動。
一九三六年,台灣共產黨人王萬得等創辦《伍人報》,與「納普」(NAP,「全日本無產者文化聯盟」)旗下的日本《戰旗》、《法律戰線》、《農民戰線》保持密切的工作聯繫,並推動關於「台灣話文」、「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論爭,為當時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中的語言和文藝策略,進行了深入的論議。
一九三○年,賴和、謝雪紅等人創辦《台灣戰線》,旨在「以普羅文藝謀求廣泛勞苦民眾的利益」,解放勞苦大眾,從「少數資產家、貴族階級」手中,把文藝奪回到無產者的手上,「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普羅文藝」。
《伍人報》和《台灣戰線》受到日帝當局百般壓迫而停刊。一九三一年,在台灣進步日本人夥同台灣進步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台灣文化人結成「台灣文藝作家協會」,除了宣傳無產階級文學,也成為台共瓦解後台灣的民族與階級運動的據點。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宣言「提倡大眾文學」。
因此,必須在三○年代日本資本主義在戰爭政策下向國家獨占資本主義轉化,世界經濟危機深化,世界無產階級運動進一步挺進發展,台灣本地資本進一步萎縮,大眾貧困化加劇等的歷史背景下,才能正確理解與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相結合的台灣無產階級的文化/文藝刊物與結社的鬥爭、和無產階級性質(或隱或現)的文藝、文化結社的深層政治經濟學的意義。無來由地說這時期突然「出現了文學組織」、「發行文學雜誌」,無來由地「開始」「以團體的力量專注文學作品的經營」、「結成聯合戰線」,是絲毫沒有科學性的說明力的。至若竟謂此一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脫離政治運動的陰影」,尤其荒腔走板了。無產階級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是公開的命題。而且既說是此時的文學「有取代政治鬥爭運動之勢」,則文學又如何「脫出政治運動的陰影」?(節錄)
※其餘各章節請閱讀聯合文學2000年7月號雜誌189期
六、過高評價皇民文學
七、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是半殖民地化,不是「再殖民地」化
八、「美援經濟」下的資本主義改造
九、國民黨「擬似波拿帕」政權和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十、一九五○到一九六六的台灣文學
十一、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階段的形成
十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間台灣文學的特質
十三、「後殖民」社會階段論的荒謬
十四、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台灣文學
十五、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