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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九世紀後期以後的東方國家,如日本、中國、台灣在原有的戲曲傳統之外,也流行寫實的新(話)劇型式,並逐漸成為現代劇場的主流。新劇的興起最初都與知識份子主導的社會改革運動有關,日本壯士劇、書生劇與明治維新同步開展,也影響中國、台灣的新劇運動。中國新劇史則是從東京的留學生揭開第一頁,與清末革命風潮息息相關。台灣新劇產生的背景與中、日相近,起步較晚,亦從留日台灣學生的表演活動開端,與日治時期的文化運動相始終。
新劇演出型式、服裝造型與戲曲不同,基本上走的是易卜生以降的寫實主義或後來的寫實通俗劇(melodrama)路線,直接反映日常生活經驗,沒有戲曲唱腔、韻白與固定的表演程式,演出的劇情與現實社會相通。以中國為例,近代新劇掀起風潮,正是辛亥革命前後社會變動最劇烈之際,舞台上所表現的社會弊端與現實政治改良運動相呼應。五四之後舞台上所出現的女性議題,更被視為與婦女解放運動緊密結合。
台灣從一八九五年被清廷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回歸國民政府迄今,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在驟烈的政治、社會變遷中,台灣也完成了近代化。新劇演出史橫跨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統治兩個階段,前後不過半世紀,卻一直處於紛擾多變的不穩定狀態。不但殖民地時期受到壓制,回歸中國之後,在戲劇題材、劇場藝術也少有展現的空間,新劇發展的結果不可與中日兩國同日而語。日本與中國的新劇都是現代戲劇史的一個階段,日本新劇與較早的新派劇有別,一九○九年小山內薰的「自由劇場」與坪內逍遙的「文藝協會演劇研究所」出現,才奠定新劇的基礎1。中國新劇(文明戲)在民國初年每下愈況,一九二○年代漸被話劇所取代。台灣的新劇是對一九一○年代後期至六○年代末期,所有流行於民間社會的非戲曲型式的寫實戲劇之通稱,又稱「活劇」,文化劇、古裝話劇皆屬它的範疇,戰後亦與「話劇」同時並用。
台灣新劇與其他戲劇型式相同,皆涉及劇團、演員、舞台和觀眾等不同層面,與社會環境有明顯的互動。而傳統社會的舞台表演,不管是祭祀場合的演戲,或地方子弟的玩票,戲劇演出流程、內容及人際關係皆由男性主導,女性無緣參與。只有商業性質的演出,女性才有一席之地。她們幼年被送入戲班,經過嚴厲的訓練,學習聲腔動作及戲文的表演程式,成為職業演員,以色藝服務觀眾。尤有甚者,被送入風月場所,隨「藝旦間」師傅學戲,成為「藝旦」,在風塵中以戲曲娛樂賓客。
相對於戲曲的源遠流長,及其在傳統社會的傳播網絡,台灣的新劇史反映的社會環境,毋寧也是「認識台灣」的另一個途徑。新劇演員參加劇團時多已成年,沒有人出身「童伶」班,也未曾受過專業劇場訓練,進入劇團之後四處流浪演出,邊學邊演。在世俗觀念中,新劇沒有繁複的唱作訓練,容易入門,只要稍具姿色或作風開放的女性就能演戲,那麼,哪些「美麗」、「開放」的女性願意「站」出來演新劇?她們在舞臺拋頭露面,表演各種情緒,是出於興趣、謀生、文化使命感或追逐時髦?這些都觸及女性新劇演員的社會角色、舞台形象以及新劇的演出生態與群眾基礎。
本文擬討論新劇女性演員的成長環境與舞臺經驗。對象包含戰前、戰後的職業、業餘女演員,但以前者為主。因為把演戲當職業,在民眾觀念中,就是「做戲」的人,社會評價完全不同,反映新劇的社會底層生態。由於台灣新劇史脈絡複雜,涵蓋範圍籠統,而文獻史料又十分匱乏,研究者亦少,對於新劇女演員的討論更屬麟毛鳳角,凡此皆造成研究上的困難。本文的寫作以田野訪談資料為主,訪談對象中包括一些具代表性的女性新劇演員2。
二、女性演員與台灣新劇
台灣新劇史的起源深受日本影響,重要的新劇領導人大多有日本的劇場經驗,而在台日人的新劇活動亦與台灣社會有所互動。日治時期來台演出的日本劇團、演員不在少數,其中也包括女性演員。一九一一年日本新派劇大師川上音二郎在台北「朝日座」演出,他的夫人—劇團首席演員川上音奴出身藝妓,被西方人比美當時的世界三大女優,而有日本「Madam
貞奴」之稱3。一九一四年十月二日,日本新女性演員松井須磨子亦在同一座劇場公演。日本之外,台灣新劇也受中國文明戲影響,上海文明戲劇團「民興社」曾於一九二一與一九二六年兩度來台公演「文明新戲」,演員有男有女,雖有語言隔閡,但讓台灣觀眾接觸戲曲之外的新型表演,與女演員在新舊舞台的表演空間4。
二十年代的台灣新劇運動多由不滿殖民統治的男性文化人主導,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配合文協及工農團體領導的政治與工農運動,並企圖以新的戲劇型式取代民間流傳已久的戲曲。當時的新劇由男性扮演,即使是女性角色亦由男演員反串,劇團屬於業餘性質。一九二五年十月,「星光演劇研究社」在「新舞台」演出,觀眾反映熱烈,逐漸帶動女性參與的風氣。一九二七年底「台灣文化協會」基隆地區會員組織的「民運新劇團」與一九二八年由「星光」重組的「鐘鳴演劇研究社」皆不乏女演員身影。「鐘鳴」的女演員有潘金蓮、林勤、鄭妙香、林寶秀、曾翠雲、朱蘭、紅絨、阿螺等人,曾以「鐘鳴新劇團」的名義到南洋、廈門一帶做職業性巡迴演出5。而中部的張深切於一九三○年底組織「台灣演劇研究會」時,也有數名女性參加6。當時參與新劇的女性多為男演員家屬,或少數曾旅居島外的女性。
日治時期的新劇運動由於參與者背景不同,對新劇的認知各異,經常相互攻訐;加上殖民統治者的干擾與壓制,發揮的空間有限。一九三三年「民烽演劇研究會」的成立被視為台灣新劇運動的開端,因為此時才有新劇理論的提出7,但不過數年,台灣即進入軍國主義的戰時體制,新劇運動欲振乏力。戰爭期間,日本當局加緊推動皇民化運動,傳統戲曲活動受到限制,新劇團反因配合皇民化運動得以存活,許多戲曲劇團以「改良戲」或「新劇」名義出現,混合戲曲、新劇的表演型式,在台灣各地的戲院做職業演出,女新劇演員激增,票房號召較男性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任職台灣總督府情報部的日籍戲劇專家包括松居桃樓、中山侑、瀧澤千繪子等人皆在劇團擔任戲劇指導。不過,當時職業劇團以利益為重,對戲劇缺乏熱情,所以「劇團雖多,反而無益於社會。8」
另外,各地的青年團以國民學校及鄉鎮役場(公所)為中心,成立「演劇挺身隊」,在各地的學校、廟口演出,鼓舞「一億的國民都要站起來」。一九四一年四月底的調查,台灣全島1664青年團中,女青年團佔825團9。一九四三年五月,「厚生演劇研究會」在台北「永樂座」推出《閹雞》(林博秋編劇、導演),演員都是來自士林、新莊、三重、桃園的演劇挺身隊成員,其中不少人士剛從公學校畢業的少女,白天工作,下班後排戲,演出都無酬勞。不管職業或業餘,日治末期女性新劇演員已與男演員分庭抗禮。但絕大部份的演出不是高舉「皇民劇」大旗,志願為「皇民化」效力,就是以商業利益為重,二、三○年代標榜「文化向上」的新劇精神已不復存在。
戰後台灣主權轉移,戲劇活動亦由大陸來台人士主持,初期台灣新劇演出尚能出現蓬勃局面,簡國賢、宋非我、林博秋等人皆推出極具社會批判的戲碼,但僅曇花一現,隨著「二二八事變」的爆發與國民政府遷台,文化人主導的台灣新劇傳統再告終止,只剩通俗新劇團在民間的戲院舞台自生自滅10,一九五○年代的職業新劇團約有20-30團,劇團組合十分複雜、多元,不但有「鐘聲」、「星光」這類傳統新劇團,也有結合歌舞與新劇表演的歌舞劇團,此外,不少出身歌仔戲班、特技團的演員也活躍於新劇舞臺。在一九五○年代後期台語電影興起之前,新劇與歌仔戲是戲院「內台」最常見的演出,乃民眾生活中的戲劇,女演員在舞臺的表現也比男演員更耀眼。當時的新劇團完全以票房收入維持劇團生存。它的興衰不但與近代電影、電視發展有互動關係,也深受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影響,六○年代末新劇終因失去表演舞台而銷聲匿跡11。
從戰後台灣新劇史來看,它實際上有兩個不相統屬的系統,其一以台語(閩南話)演出的本土新劇,其二則是以大陸戲劇界人士為主的國語話劇。前者繼承日治以來的台灣戲劇傳統,後者則繼承大陸戲劇傳統。台語新劇在傳統社會脈絡運作,觀眾以庶民大眾為主;國語話劇則以機關學校為主要發展空間,觀眾也以都市的文化人、學生居多。在一切以「國語」為「正統」的文化環境中,台語為母語的本土演出受到抑制。習慣以台語、日語表演的新劇演員,在國語話劇為主流的戲劇舞臺毫無表現空間,語言成為舞臺發展的障礙。而戰後長成的世代所接受的教育資訊與戲劇觀念與新劇傳統背道而馳,學歷愈高,與新劇的距離愈遙遠。
同樣以寫實表演為主,台語新劇與國語話劇的演員、觀眾層、表演風格截然不同。新劇女演員與國語話劇女演員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新劇團與國語戲劇團體極少關連,與同在民間打滾的戲曲演員、戲班、歌舞團、特技團反而有較多的互動。民眾對新劇的欣賞標準與價值觀,也不脫傳統範疇。因此有關台灣新劇的研究,不能以國語話劇作為衡量標準,必須放在社會文化脈絡來觀察,才能掌握庶民大眾參與這一頁西方型式戲劇的歷史。
節錄,其餘各章節請看聯合文學雜誌第一九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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