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期選載
作者
【編輯室報告】
乃有祝福,祝福萬萬千
許悔之
【在感性的前端】 
堅持與逃離──特立獨行的謝明達
湯皇珍
【詩】
我出沒的籍貫
陳大為
【當代觀典】
女兒的憂鬱──朱天心《漫遊者》中的創傷與斷離空間
張小虹
【專輯】新觀念時代
殘陽如血──如是我見新世紀
何懷碩
歷史的選擇與文化的價值──世紀之交雜思
周志文
【散文】
那隻狗
張鳴躍
歷史的選擇與文化的價值──世紀之交雜思
◎周志文
 


一

 二十世紀馬上就要結束,世界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在這個世紀之交的「關口」,有些人惴惴難安,有些人暗自慶幸。其實這個關口對真實的世界並沒有什麼意義,在人還沒發明世紀這個名詞的時候,在人類的文明歷史還沒有展開,或者更徹底一點,當人類還沒有出現之前的數億萬年之前,世界就已存在。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如果把句中的堯、桀換成「人」的話,也並不違反荀子的原意的。
 世界早已存在,宇宙早在運行,人類跟亙古的宇宙比較,滄海一粟的分量都算不到;然而人究竟不是「一粟」,儘管世界並沒有依照人的刻度而運行,人卻使得世界的運行、宇宙的秩序有價值起來。所謂有價值,又可說是有意義了起來。這個意義,是一方面人覺得自己的存在有意義,另一方面覺得宇宙的存在有意義,更重要的是人覺得自己的存在與宇宙有所關聯,如果不是這樣,人就不會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的話了。
 這個意義,對人而言是極端重要的,靠著意義的自覺,人超越了其他的生物而成了「萬物的權衡」。對自然主義哲學家而言,這樣看法是人類自我膨脹的結果。然而即使是老子,也不能使人完全拋棄文明而回歸自然,他還得提出「小國寡民」的主張,這證明人在創造了意義之後很難再從意義之中走出去,意義化與文明幾乎成了同義詞。人如果很謹慎又很克制的說,「人使得宇宙的運行,世界的存在有了意義」,至於意義是什麼,如果不作過分的發揮,那麼就不太可能引起反對了吧!

二

 既然是意義或價值,就有正負、好壞之分了。處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台灣人,在生活的意義或價值上,覺得負面的可能居多。最基本的是台灣從年初開始到年終猶未停止的政治「角力」,耗費了太多的社會資源,已使得整體經濟嚴重的衰退,台幣貶值、股市大跌,據經濟學家分析,台灣在一年之內,總資產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之多,很多人擔心台灣會變成菲律賓,過些時候,台灣人會到其他亞洲國家去做「台勞」或「台傭」。
 這種憂心有的地方是過分了點,但有些地方也有些不及。過分的是台灣與菲律賓「國情」不同,台灣根本不可能變成菲律賓;不及的是台灣一直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對手」,這個對手不只是競爭的對象,有些時候發展出來一種要把我方吃掉的氣勢,台灣以往沒被對方吃掉,在於雖處劣勢但手中還有相當的籌碼,現在經濟一崩盤,則手中的籌碼盡失,眼見在世界的輿圖上逐漸沉淪消失,這時候台灣即使要求成為第二個菲律賓亦不可得。
 像這樣一種危機,大部分的台灣人其實都意識得到的,所以將近一年以來,這個島上即隱隱的充斥著一種杌隉不安的氣息。在這樣一種氣息之下,我個人的心情也一度低沉起來。我不是股票族,對經濟財務方面的「感度」一向遲頓,但家中有子女在國外求學,隔幾個月匯錢出去的時候,才知道台幣在嚴重的縮水,這時候才意識到經濟學家的警語,深深的體悟到自己身陷於危機之中。
 其實在我而言,危機意識一直都存在著的,只不過不太放在經濟與財務上而已。我的危機意識通常放在文化上面,這可能跟我個人的職業有關。現在我約略的來談談。前兩三年,有一些學者呼應政局領導人的觀點,認為我們中學教科書中的中國意識太強了,使得台灣在比重上顯得微不足道,一位歷史學者甚至提出「同心圓」的主張,認為不論歷史、地理、文化都應該以台灣為核心,然後以圓弧的方式漸次的達到以外的地區。譬如在敘述歷史的時候,應該先從台灣史入手,再中國史,再亞洲史,最後才是世界史,至於詳略呢,當然是先者詳,後者略了。他們的「理想」是,有關台灣的部分應占所有教材的一半,其餘的才分給中國、亞洲及世界,這是不是違反了公平客觀的原則呢?一位學者告訴我,為了改正過去重中國輕台灣的歷史錯誤,即使是這樣的「矯枉過正」,也是不得已的。
 文化價值的選擇其困難在於它不像其他方面東西那樣的對錯判然。提倡本土並沒有什麼錯,它不只應該,而且具有某些「神聖」的成分。然而處理這個問題時,不該純任感情來左右,而必須盱衡事實,否則很容易像置身危機的人,一腳從泥淖中拔出,另一腳又陷入另一個泥淖。
 對於一個剛學認路的幼稚園孩童而言,「同心圓」的教學很適合,大人應該教孩童先認識家四周和幼稚園四周的環境,最重要要教他從幼稚園如何回家。對幼稚園的孩童而言,圓心之外的地方是不需要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但對較大孩子而言,這樣的教學卻十分不實際,「同心圓」教育的困境在於只把眼光放在圓圈內,它把圈子內的事物盡數放大,卻把圈子外的事物弄得不見了。在「同心圓」的眼光之下,台灣變得極大極大,而之外的世界極小極小,小到甚至於完全消失。台灣自己將自己陷入漩渦中,卻以為漩渦中只有我一人而得意起來。在這裡,妄自尊大和顧影自憐是同樣危險的。
 文化與政治相較,它的「階級」當然較高,因此,文化應該影響政治,而不是政治影響文化。然而我們一部分的文化人士卻閹然媚於此的朝政治靠攏,任政客把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帶入文化之中。政治上,台灣人要求走出中國的樊籠,甚至於獨立於中國之外,也許是可能的;但文化要緊跟政治的腳步,也提倡應斬斷與中國的關係,要求獨立於中國之外,卻是萬萬不可能的。
 除非我們另立一套文字系統,除非我們採用另一種語言,我們無法自外於中國。(現在文化學者強調的母語──台語其實是閩南語,她是比「北京話」更早的中國語言。)除非我們不過中國的新年,不紀念孔子,不紀念屈原,不膜拜關公、媽祖,假如做不到,我們無法自外於中國。我們只唱台灣小調,只演歌仔戲,但要把歌仔戲裡中國忠孝節義的故事完全剔除,那麼歌仔戲要演什麼呢?就只准演廖添丁好了,除非如此,我們無法自外於中國。
 拿來教孩子回家的路,「同心圓」不失為好方法;拿來教初級小學以下的孩子認識歷史、認識地理、認識家族的譜誌,「同心圓」都可能用得上。不過到中學以上,同心圓的教學法就顯出困窘。知識須講求客觀和公正,台灣多大就是多大,台灣是中國的、世界的一部分就是中國、世界的一部分,在處理真理的時候,是不容扭曲也不容迴避的。
 然而有一些人,卻十分堅持的要用教小孩認路的方式來「教導」台灣民眾認識文化,從而建立起極狹隘、極排他的價值取向,這使得台灣的路,越走越小,這是一種比經濟蕭條更嚴重的危機。我們從世界的角度觀察,經濟的榮枯是頗有規則可循的,繁盛久了自然走下坡,蕭條久也自然會振作,只要人在、人才在,一時的成敗枯榮其實都是小事。
 所謂人才除了指他有一定的謀生技術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有高瞻遠矚的能力,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看得遠最重要的條件在站在高處。台灣以往有自詡人羨的經濟奇蹟,這個經濟奇蹟不是靠在台灣做台灣人的生意起家的,台灣站在高處,以天地為宇棟,世界才給台灣機會。
 在世紀交換的時刻,期望我們有更大的視野。台灣社會應揚棄那些既混淆真實又極為窄狹的文化認識,肯定自己的處境,承認自己的歷史,才能在艱難的道路上跨出強而有力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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