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期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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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的多元文化:郭寶崑的戲劇對於多元種族現實的思考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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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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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的多元文化: 郭寶崑的戲劇對於多元種族現實的思考
◎柯思仁
 


前言: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境況與政策

「多元種族」是新加坡的官方話語中時常出現的詞彙,它是用以描述新加坡社會既定存在的種族結構本質。1事實上,前承英國殖民地政府,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建國以來,「多元種族」也是人民行動黨政府管理與統治多元結構社會的官方政策。新加坡社會學者班杰明(Geoffrey Benjamin)在一九七六年為「多元種族」所下的定義,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然適用:

[新加坡政府的「多元種族」政策]為各個種族社群的不同文化與種族身份,提供了相等的地位。這些不同的種族社群,是被視為多元社會中的人口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多元種族的概念,認定[一個社會中的]人口是分化的,是由不同的「種族」所組成,而組成的成份是特定的。)(Benjamin, 1976)

在這個政策的貫徹執行之下,無可否認的,新加坡社會中的各個種族社群之間的相互歧視情況,受到相當有效的控制。新加坡今天所享有的秩序穩定與經濟發展,在某個程度上,是這個「多元種族」政策帶來的成果。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多元種族」政策的積極效果顯而易見。然而,從社會整合與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這個政策的實質內涵卻是值得檢討的。當我們揭開表面所呈現的有條不紊的社會秩序與舒適充裕的物質生活,就會發現內在潛藏的危機。這種小心翼翼地維持種族比例,並在某些批評者眼中被視為「分而治之」的政策,將會──其實是已經──帶來負面影響。首先,各個種族社群對於其他族群缺乏深層的、文化性的認識,族群間的關係的基礎,是「容忍」而非「了解」,是「壁壘分明的並存」而非「融洽愉悅的接受」。其次,新加坡集合當今世界四大古文化,即中國、印度、回教與歐洲,再加上作為現代大都會而產生的流行文化,正是一個各種文化互相撞擊、交流的特殊際會,並有可能出現嶄新豐富的文化面貌;可是,現有的「多元種族」管理方式,對於這種情況的發生,有著巨大的阻力。

新加坡的「多元種族」的境況與政策,多年來受到不少社會學者的關注與研究。在這篇論文中,我當然不準備從社會學的觀點,進行任何討論。本文的第一個部分,是闡述作為知識份子的郭寶崑對於「多元種族」的省思,以及他由此而引發的「多元文化」想像。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在這個基礎上,析論作為戲劇家的郭寶崑的戲劇作品中,呈現的各種層面的,與「多元文化」概念有關的表徵。不過,有一點要說明的是,郭寶崑的「多元文化」話語,以及他的戲劇作品中的表徵,是不宜直接互為印證的。本文的目的,只是將二者排列呈示,進一步的交叉研究,留待來日進行。

知識份子郭寶崑的「多元文化」話語

建國以來,在官方話語,以及由官方話語的既定模式所鑄成的民眾觀念中,建設現代新加坡的目標,是以經濟的穩定與高度發展為依歸。在這個大前題之下,幾乎所有的課題都是為經濟發展而服務的,課題原本具有的人文╱文化義涵,反而淪為附屬或次要,甚至被理所當然地漠視或排除。在這種語境之中,「多元種族」,以及由此衍生的「多元語言」與「多元文化」等概念,是由政治領導人制定的管理原則,通過由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推行。人們服從政府的政策,並不代表他們發自內心地接受為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近年來,在新加坡知識份子嘗試建設的「公民社會」環境中,新加坡的社會凝聚、文化認同等課題,自然是關心與討論的重點。在他們所展開的智性話語中,「多元種族」、「多元語言」與「多元文化」被重新檢視,這些概念的文化義涵被挖掘出來。當官方話語對於現代新加坡的方向,做了實用化、物質化、世俗化的選擇,知識份子進行的是,現代情境中精神性、文化性的探索。在這個基礎上,知識份子的討論指向了對於新加坡未來發展的,有別於官方話語的,一種另類思考。

作為一個劇作家/導演,郭寶崑的作品中,時常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新加坡社會存在的各種多元現象。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郭寶崑對於這些課題,也有長久的思考。郭寶崑在一九九八年發表的論文:《思考一種開放文化:超越多元種族主義》,(Kuo, 1998)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反省了施行經年的「多元種族 」政策,並提出「開放文化」的新概念。

在論文中,郭寶崑指出,新加坡目前的「多元種族」政策缺乏宏觀視野,並沒有在種族之間,解除障礙與緊張關係、創造新的態度與了解。種族之間、社群之間的溝通難以進行,是因為缺乏「一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對於其他族群豐富、獨特的文化內涵,人們所表現出來的,是無知與冷漠,因為他們普遍上缺乏文化性的觸角。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母族文化與傳統;這種情況,又以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為甚。

有鑑於此,郭寶崑提出一個「開放文化」(Open Culture)的概念。我在 此摘錄以下三個重點:

第一,「開放文化」並非大熔爐文化,而是在保有自己族群原有文化的同時,熱切地、主動地接納其他的文化,或者,超出原有文化的領域,促成一種更巨大、更多元的新文化。

第二,與現有的「多元種族」政策基本相異的是,「開放文化」並不認為語言與種族有直接的聯系。2「開放文化」所關心的,並非是一個人是否先習得自己種族的語言,而是他是否「扎根於任何一種文化」。

第三,「開放文化」使一個人的文化養分的汲取,不局限於他的母族,而是需要一種環球意識。我們先以原有的各族文化為基礎,進而接受整體的世界文化。屆時,認識新加坡原有的四個種族的文化傳統,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開放地接受新的語言與文化。

了解郭寶崑的「開放文化」的內涵之後,我們可以有以下的解讀:

第一,「開放文化」發展所依據的基礎,是新加坡原有的「多元種族」境況。當政府如履薄冰般地維持種族均衡、避免種族衝突的時候,郭寶崑卻視「多元種族」為一種建設新的文化生命的資源。在態度上,顯然的,前者是內視的、拘謹的,而後者是開闊的、積極的。

第二,「開放文化」在肯定文化涵養的必要性的同時,大膽地提出人的文化養分不一定得來自母族語言與文化。在新加坡的政治語境中,這個提法,直接挑戰了既定的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如果人們接受郭寶崑的提法,必然要重新省視種族/文化的認同,並對母族文化傳統在現代情境中的意義,進行更嚴厲的反思與批判。

事實上,在經濟與社會走向全球化的今天,純粹的、單一的、區域的文化體,幾乎已經不存在了。社會學與文化學的領域中,對於文化的討論,把文化看作是一個「雜混體」(hybridity),更重視的是文化形成(或「雜混」)的過程(例如,見Werbner and Modood, 1997)。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對於文化 的認知(包括理性的與感性的)──也就是他的文化認同──正如英國社會學家赫爾(Stuart Hall)所提出的,便不是一個對於過往的「再次發現」 (rediscovery),而是一個「再次敘述」(re-telling)(Stuart, 1990)。因此 ,文化與傳統,在被敘述的過程中,被重新塑造。這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顯然的,在這個時刻,藝術家對於文化的想像,使他成為文化創造的重要參與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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