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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孤兒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陳映真所寫的長文〈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不禁讓我強烈想起年少時期在海外的那段左傾歲月。那時候,我涉獵了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並且也旁及列寧、毛澤東的思想。一九七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對中國的幻想與憧憬急速冷卻。一九七九年四人幫下台時,我對於自己曾經有過的左傾幼稚病,感到不勝疲憊之至。這不是說從此不再閱讀左派書籍,我只是在客觀政治環境的巨大衝擊下,調整一個角度來看待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
在陳映真的長文裡,我恍然瞥見當年的癡情身影。在那段早年海外流亡的時期,我深深相信過陳映真長文中引用的馬克思名言:「不是人們的意識形態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當年,我也迷信過陳映真在現階段所奉為神明的陳腔濫調語言:「不同的生產方式,因其相應的、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形成不同的經濟基礎,從而有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也就是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教條的、僵化的思考方式,早已偏離了唯物的軌道,而帶有濃厚的唯心傾向。陳映真照搬這些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無怪乎他回到中國去演講時,被他筆下形容的「我國」的大學生譏諷為「比老幹部還老幹部」。
如今,頂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的尊貴名號,陳映真又回到台灣販售諸如此類的老幹部語言,他的思想之孤絕情境自是可想而知。不是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嗎?不是說「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形成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嗎?這�堨i能有一些不禮貌,但又不能不提的一個問題,試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形成?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究竟是由現階段的中國生產方式來決定,還是由台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如果是由前者決定,為什麼中國大學生會說他是「老幹部」;如果是由後者決定,為什麼台灣大學生會稱他是「黃昏老人」?
台灣統派語言的疲態,極其精確而典型地由陳映真表現出來。他的思考方式,不僅悖離了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與當前的台灣社會全然脫節。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他雖然是自稱為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內容在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卻是找不到相應的經濟基礎。包括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在內,北京城�堣w經找不到真正的、唯物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們不僅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而且還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恬然向台灣的資本家招手討好。陳映真口口聲聲的「我國社會科學界」,早已整編到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之中。他們的思考才是真正唯物的,真正由中國社會存在所決定。這樣看來,在北京的整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堙A恐怕只剩下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孤兒,一個徹底唯心的偽唯物論者。對於他的尷尬處境,我不能不寄以「一種令人同情的哀痛」。
為什麼說他是一位歷史的孤兒?理由至為明顯,正統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那樣規規矩矩的背誦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在中國社會,甚至放眼世界的左派思考中,已經不存在陳映真式的模範信徒。不要說陳映真文中提到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即使是稍早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及其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更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對庸俗的、機械反映論的老馬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與擴充。人類歷史已經跨越了二十世紀末,陳映真的思考卻仍選擇停留在十九世紀末。珍惜這種世紀末的世紀末思維的陳映真,可能不只是歷史的孤兒,恐怕還是歷史的棄兒。他緊緊吮吸馬克思奶嘴的姿態固然撩人,卻不免是時空倒錯的演出。
陳映真之所以是歷史的孤兒,乃在於他落伍的左派思想已經趕不上中國社會裡和平演變的速度。他拒絕看到中國社會的向右傾斜,拒絕面對緩慢卻篤定朝向多元化發展的中國社會,拒絕看到中國百姓前仆後繼地擁抱資產主義,更拒絕看到中國當權者在享受革命果實之餘而開始腐化、墮落化。他拒絕見證的理由很簡單,只因為他不願承認理想彼岸的社會主義祖國之果敢消逝。
他死死抱住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只不過為了證明他的左派精神之不減。這裡不厭其煩地說明陳映真之變成歷史孤兒,乃是為了指出他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並不是什麼科學知識態度。他頑強地拒絕面對客觀現實,而自囚於他馬克思的空中閣樓之中,恰恰證明了人們的意識是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的。這裡揭露他的思考與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發生嚴重的脫節,並非是在拆穿他的洋相;恰恰相反,通過這樣的說明,乃在於協助陳映真釐清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樂於協助他,只不過是要提醒陳映真,馬克思的名言並沒有那麼神聖而偉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形成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但是,也有許多具體的證據足以說明,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的存在。陳映真的思考方式,便是極其科學地證明這個命題是可以成立的。我與陳映真之間的對話,在思考方式上是相差了一百年,不過,遙望著十九世紀末期的陳映真,我仍然願意耐心地與他討論台灣文學的問題。這位可敬可畏的馬克思老爺,誠然需要一些協助。
「以意識決定社會存在」
陳映真說:「估計短期內我和陳芳明的討論,很難引起能夠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的辭語和方法論的進一步縱深討論。而社會性質的討論,最終是要從對社會性質之科學性的分析,得出當面社會改革實踐的理論,這就非得經過廣泛深入的爭鳴、批判和發展不為功。」他的語氣說得如此悲壯而沈鬱,但是仔細讀來,卻令人有一種喜感。當他這樣說時,無非是要把自己塑成一位嚴謹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正如我在〈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一文指出的,陳映真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假面,是為了護航他的民族主義立場。雖然他以科學態度自居,以左派思考自豪,他的整篇長文仍然還是找不到科學的根據。因為,不待馬克思主義的論證,他的政治立場早已預設完備,而他的歷史分析也已有了圓滿的結論。
為了方便以下的討論,請容許我把陳映真在思考上的兩種模式分辨清楚。他酷嗜往返跳躍地使用這兩種模式,以建立看來彷彿是非常慧黠的歷史解釋。第一種是,凡談到台灣社會與台灣歷史時,他就搬出「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所謂唯物論。對於台灣社會裡的經濟基礎與階級結構,他會端出莊嚴的科學表情進行分析解剖。第二種是,凡談到中國社會以及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時,他就毫不遲疑地改變使用「以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唯心論,發揮他的浪漫想像與民族情緒。只要觸及民族主義,他便完全放棄自認為是嚴謹的科學分析。陳映真擅長使用悲情的語言,來獲得喜劇式的結論。有關這點,稍後再進一步申論。
首先,就台灣的社會性質而言,他堅持站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不能稱為「殖民地社會」,而應該稱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陳映真嚴正指出,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殖民地社會」這樣的名詞。他認為,唯有把日據下台灣規定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才能夠理解那個時期的台灣文學之所以是反殖民、反封建的。陳映真如此精準的分析,當然值得景仰。不過,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這樣以一對一的相應方式就可概括的。這種對經濟決定論、機械反映論的堅持,與其說他對老馬懷有強烈的鄉愁,倒不如說他在思考上貪圖一時的省事與偷懶。
人的主觀思考難道永遠只受到客觀經濟條件的制約嗎?陳映真把文化的複雜性看得過份簡單了。使用粗糙的兩元論(binary)的區別方式,自然可以產生黑白分明的效果,對於事物的理解便較為容易。這就好像兒童在觀看武俠電影,只要弄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就相當輕易能夠掌握故事情節的發展。陳映真對歷史的理解,正是做如是觀。在他的經濟決定論裡,並沒有看到人的主體之存在,並沒有看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的事實,更看不到人的心理結構,以及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由於對於文化複雜結構的理解之欠缺,陳映真特別偏愛把日據下台灣社會堅持說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以這樣的社會性質來定義台灣文學的內容。這說明了什麼他解釋台灣文學時,幾乎每位作家都是反殖民、反封建的。歷史與文學的詮釋,到了如此機械反映的地步,真是太可觀了。
陳映真為了要使自己社會性質論更具說服力,還特別引述哥德曼(Lucien Goldman)與詹明信的歷史分期說來為自己壯膽。他說:「哥德曼與詹明遜(信)都在社會結構中去尋求與社會結構的連繫。」這種說法也是眾所周知的常識,陳映真卻當做學問的新發現。但是,詹明信的左派思考絕對沒有陳映真那樣教條、僵化而機械。詹明信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三段論法,乃是受到曼德爾(Earnest
Mendel)有關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三階段發展理論的啟發。他的歷史分期理論,誠然受到許多文學理論者的非難與批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分期的運用,往往誇大了不同時期之間的性格差異,並且也模糊了同一時期之內的文學差異。
歷史原本就是一種連續體(continuum),並不可能切割得那麼整齊。我也曾經說過,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是一項迷人而危險的工作。它之所以迷人,端賴研究者對於社會性質的判斷,並給予一個廣泛的定義。它之所以危險,乃在於這樣的分期失諸武斷,往往不能照顧到每一個時期的複雜內容。然而,為了尋出歷史上的轉變,從而發現每個時期的文化特色,分期的工作乃是不得不做的權宜之計,以方便討論的進行。最近哈特(Michael
Hardt)與威克斯(Kathi Weeks)合編的《詹明信選集》(The Jameson Reader, Blackwell,
2000),其〈導論〉也特別指出:「一個歷史分期從來就不可視為靜態的名詞,彷彿歷史只是在革命性變革的突然爆發中發展,而一切事物又同時停留不變。而毋寧是,每個分期都在掌握其中的運動,以及內在的動力,那是由階級之間、現在與過去之間的無數衝突與對峙所造成。」所謂現在與過去之間的衝突,絕對不會只是停留在經濟層面,其中還包括上層建築的藝術文化之渲染與擴散。
陳映真邀請詹明信與他並排站在一起時,剛好可以對照出兩人思考上的巨大差異。同樣都是討論社會性質的議題,陳映真仍然還擁抱功能學派的概念,把文化的複雜性、多重性化約成可以預知的經濟結構之產物。詹明信當然也相信每一種文化生產,絕對不能脫離其所賴以生存的社會而自主存在。但是,詹明信並不會迂腐到認為文化與社會是固定不變的對應關係。他特別強調,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穿透的,亦即是相互辯證的。這本來就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已是耳熟能詳的見解。六○年最具激進思想的左翼運動馬庫色,在他的《美學的空間》(The
Aesthefic Dimension)也已經指出,美學形式的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政治的顛覆性,也已蘊藏了革命的潛能。文學藝術以至文化,絕對不可能只是受到下層結構的決定,上層結構也能夠影響或決定下層結構。不過,這裡必須立即提醒的是,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在支持陳映真思考中的另一種唯心論的模式。
繞這樣一大圈來解釋,可能稍嫌麻煩,不過也只有這樣做才能協助陳映真如何認識文化的複雜結構。如果只是背誦禁書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知識》之類的書籍,他永遠會被老馬的經濟決定論迷得暈頭轉向。從陳映真的文學品味來看,便足以道盡一切。對於文學史的回顧,他總是孤注一擲、獨沽一味地肯定寫實主義的作品;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他永遠只是相信文學是現實的反映,而且只能是機械的反映。他對現代主義文學充滿了仇恨,對新世代的後現代文學抱持了高度敵意,問題就出在他始終走不出經濟決定論的陰影。對於寫實主義以外的文學世界,他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社會的急速變遷,不斷向作家、評論家提出新的質疑。無論是台灣社會也好,或是中國社會也好,各種文化危機的深化,都在考驗著知識分子的適度回應。陳映真堅決拒絕面對世界,頑固地拒絕成長。站在台灣社會的此舉,眺望十九世紀末期彼岸的陳映真,益加使人感受到歷史的寂寥。
我確實說過,文學史的建構「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的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這段陳述的關鍵字眼就在「互動」(interaction)之上。陳映真對於文學史的解釋,始終把作家與作品視為被動的產物;在這點上,我正好與他有了清楚的界線。每個時代的作家與作品,既被動地受到社會變遷的挑戰,但是具有主體性的作家則也會積極而主動地回應他的社會。作家既然能夠主動回應時,就不必然僅是探取寫實主義的方式來表達。即使是浪漫主義、象徵主義或現代主義等等的美學思考,作家都可以用來做為回應的管道。
在這樣的美學基礎上,我把台灣文學帶進殖民地社會的脈絡裡。陳映真指控說:「陳芳明在社會形態理論上是個全然的外行人。」這是非常不好的罵人方式,畢竟洩盡情緒後,並不能因此就能證明陳映真是一位內行人。以他的博學精深,事實上是可以好好經營一部台灣的殖民地、半封建文學史,好好寫出一部以寫實為中心的文學流變史。
不過,我的思考方式與陳映真是不同的。殖民地社會的文化問題,並不能只是使用經濟決定論來觀察。在殖民地社會裡,經濟權固然操在殖民者手上,文化詮釋權、歷史發言權也同樣受到殖民者的掌控。對於被殖民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一方面意識到經濟地位的低落,一方面也警覺到固有的文化主體也受到有計畫、有系統的扭曲與壓制。陳映真不惜使用二、三萬字來解釋殖民地經濟的形成,在這點上,我與他們之間並沒有可以爭論的。陳映真複誦的那些事實與數據,並未超越他文中引述的涂照彥、劉進慶等教授的研究。但是,文學史的書寫絕對不是在討論經濟發展史,更不在舖陳社會性質演變史,而是在建構作家對其所處時代、社會的回應史。
殖民地社會之所以成為殖民地社會,就在於它對被殖民者的心靈構成傷害、貶抑、侵蝕、敗壞的效果。殖民政府的建立,就在於使被殖民者在心理上產生自卑、受歧視、次等公民的感受。非殖民國家的國語政策,可以像陳映真所說的,是一種「語言的中央集權」。但是,在殖民地社會裡,不能輕易使用中央集權一詞就可放過。在殖民者眼中,文化是優劣勝敗的等級(hierarchical)觀念。被殖民者的文化就是被征服的文化,在強勢的論述下,自我矮化、自我貶抑的心理會瀰漫於殖民地社會。殖民者攜來的醫學、科技、人類學、法律等等現代性的產物,其實是屬於「種族性的科學」(ethnoscience)。被殖民者在接受過程中,自然而然或者是毫無意識地會覺得外來的殖民統治者具有較進步、開化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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