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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一戲自然沒可能在中國大陸上演的。我想,就連私下傳閱都很困難罷!除了這是一齣犀利的政治劇之外,它還潛藏著某種全然和政權背馳的意識型態。這其實才是這齣戲值得正視的部份。或許,就因為如此罷!作者高行健在〈關於逃亡〉的一篇短文中,有以下一段哲思做的自述。他說:
「我以為人生總在逃亡,不逃避政治壓迫,便逃避他人,又還得逃避自我,這自我一旦覺醒的話,而最終總也逃不了的恰恰是這個自我,這便是現時代人的悲劇。」
作者對於人活在這個世上的孤絕處境,有一種從命運出發的悲劇性認知。這命運讓人陷於客觀的困境中,也讓人無從脫離於主觀的境域裡。這一定程度地體現了作者的戲劇世界觀:是人的意志讓演員存在於表演的時空中,不是客觀環境塑造了演員與時空的辯證關係。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廣場上的子彈和血,讓這個世界上關切、憂忡、批評、敵對……又或者反抗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人們,在一場劇烈的衝擊中久久驚顫不已!
血,沿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石階往下流淌。既是現狀的殘酷,也是魂魄的驚悚。終至演變成一種巨大的象徵,在文學、藝術……在劇場中被呈現出來。人們通常會以人權的標準檢視政權的鎮壓。當然,子彈射穿了要求變革的人們的胸膛時,再怎麼辯說都無濟於事,更何況,開槍的當權者根本無視於「解釋」的需要,只是再一次地宣稱教條的正確性而已。然而,當血像汙水淌流進劇場的空間時,一件值得探討的事情發生了:作者意圖在靈魂深處告白的到底是「政權屠殺人民呢?」又或者是「客觀的環境因素,造成政權對人民開槍呢?」很顯然地,作者希望將這樣概括性的分別提升到人性的層次來探討。但,即便作者自始至終迴避以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這齣戲。回到作品的核心議題本身,作者還是以高度的美學技巧隱喻地述說了「政權屠殺人民」這樣的見解。
這是可以理解的。否則,我們很難明白為何劇中的姑娘會在象徵血的汙水上「乾脆接過打火機,高高舉起」,而後自語地說:「我舉著火把,我是自由的女神!你們的偶像。可我克服不了自己的苦惱。」
雖然作者有意批評劇中追求民主運動青年缺乏政治智慧的天真,但,對於真正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由女神像,卻不表任何質疑的態度。這是閱讀《逃亡》一劇時,值得深思的一個面向。
《逃亡》一劇只有三個角色,卻舖陳了一件巨大的血腥事件。西哲馬庫色嘗言:「政治藝術的要點在於藝術如何安頓政治」,從這一針見血的敘述出發,作者當真以深度的寫作藝術安頓了現實政治中的口號和呼聲。在政治劇場中,我們說,在劇場中表達政治這碼子事,就好比「政治」和「劇場」兩碼子事一般,數千年來就存在人類生活中。然而,現實的狀態經常得面對想像力的試煉,才能具現政治劇場的張力。讀者或觀眾都不耐煩於政治劇場中黑、白分明的教條式結語;相反地,對於處在辯證過程中的角色充滿著追索的好奇心。
「我逃避一切所謂集體的意志」劇中彷彿是作者寫照的中年人角色,在關鍵的瞬間說出了這句話來。劇場中的「瞬間」和劇本中的「瞬間」,都有某種決定性的意涵潛藏在身體或語言背後。當「集體」從共同分享的前景轉變成控制佔有的噩夢時,集體便從個體中「異化」出去,不再是希望的寄託,理想的歸宿。然而,相對於集體的是個體或私我呢?這是本劇另外一個值得去深思的面向。
劇中有一段戲中戲,相當傳神地陳述了從集體中「逃亡」出來的私我,如何面對各自的獨語狀態。
姑娘:我看見大團大團的雪落下來,把廣場和街道全消滅掉,像一塊巨大的裹屍布,把城市罩住──
青年:(高聲)我看見一個個黑色的太陽,慘白的死光照著穿喪服的人們──
……
……
中年人:(在一邊靠著坐下,注視著姑娘手中的火光)我為自己哀傷……心中只有那麼點幽光,你守護這點幽光,總像在冥河中行走,陰風四面吹來,隨時都會熄滅……
準確一點地說,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將作者陷進龐大的集體主義的虛無感中呢?
這是閱讀《逃亡》這個劇本時,無法逃避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一個在練達中帶有虛無氣息的中年人,一個空有熱情的理想主義青年,一個無法在槍口下做愛的浪漫姑娘。三個角色從流血的廣場躲進一幢漆暗的廢墟來。從黑夜到黎明,面對的不僅僅是死亡的陰影,而是死亡之前的孤絕。所以,劇中的中年人角色說:
「……可怕的是絕望,死前的絕望,誰也無法容忍誰……」
一般的意象說來,「逃亡」意味著身體在時空中倉皇地移動。然而,高行健的《逃亡》卻是身體被囚禁在幽閉的空間中,時間像染汙的血水緩緩淌流進來……。這樣的意象,讓人處在無法遁逃的「逃亡」中。而《逃亡》的內在張力就從這種絕望中汩汩感染著一雙雙凝視的眼睛……。一直到劇本結束的前一刻,姑娘角色終於說出內心的真話了。她說:
「你們只允許你們有欲望,卻不允許一個你們佔為己有或所謂你們愛的女人除了你們之外也有欲望。」
這時,《逃亡》似乎轉進一個更形巨大而幽閉的空間中。這空間是由男性威權主義的象徵所構築的國家機器。
《逃亡》真的沒有出口。
這是一齣再現沒有出口狀態的戲碼。稱作《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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