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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三江而帶五湖──初唐文壇的彗星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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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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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二十六歲作品〈滕王閣〉
聰慧早夭的藝術天才如何誕生與展現?經由千年歷史的架空之後,我們對古典作家的了解,所能憑藉的線索之一即是歷史載記粗略概括的素描,其中我們看到王勃才華的形成與培養,與家學淵源深厚、個人刻苦研習的條件是分不開的。然而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合稱初唐四傑,他在文學上真正的價值與意義,實必須透過詩文作品本身以及作品與時代環境的互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
首先,王勃所處身的外在大環境充滿了年輕有為的積極氛圍,他誕生時唐代創立不過才短短三十二年,正奮力往盛世邁進之中;而其人生由開展到終結的時間跨度,更完全是在個人年華的青春階段,根本還來不及思考或品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複雜況味。正因為這伴隨王勃一生的「年輕」是昂揚的,是生命力攀爬至顛峰前的全然綻放,因此他一方面敏銳地浸泳在時代奔騰的潮流中,成為指引浪潮湧動之方向的舵手;然而另一方面,他卻又站在潮尖山頂上俯視大環境的盲從,為整個時代的不足與媚俗痛下針砭。王勃身為初唐奠定格律形式的先行者之一,詩集中留下為數不少的五律,同時又以華贍整麗的駢文著稱於世,由此而位居初唐四傑之首;然則這樣的作家,卻對當時「爭構纖微,競為雕刻」而帶有「六朝錦色」的流風期期以為不可,認為那些以奇錯婉媚為本,以致「氣骨都盡,剛健不聞」的時代產物,都只是文學家夤緣主流價值之後的藝術贗品。
我們可以注意到,王勃的文學見解實際上趨近於倡言漢魏風骨的陳子昂,但他並不採取陳子昂另闢疆場與主流激烈對抗的革命方式,而選擇了在體制內尋求改革的溫和策略,以致雖然仍以精嚴工美的駢文為勝場,並在律詩形式的奠定過程中豫力為功,同時卻將清新簡淨的風格意境與真實遒健的生命感受注入筆下,因勢利導地取回文學生命的意義。因此,明朝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聲言的「王勃高華」一語,便可以說是對他文學成就最為貼切的讚美──「華」者,是順從時代流向的烙印,標誌著身處初唐時期年輕人追風逐浪的痕跡;「高」者,卻是超越時代的檢證,展示了一種望向宇宙巨靈、攀取永恆桂冠的手勢,由此才贏得杜甫「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肯定。
正是在這種超越時代、爭取文學價值的努力中,我們看到王勃對人情的體貼入微,與對存在感受的真摯體悟。那對人情的體貼入微,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兩句中表露無遺,因為他以「離別」的處境將雙方納入到共同面臨割捨的雙向情誼之中,再以仕途上奔波無奈的「宦遊」本質點出為官者難以倖免的無常命運,正所謂「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別薛華〉)的甘苦與共,而同時解消了貴賤窮達、去住行止、升沉起伏、幸與不幸等外在遭遇的差異,由情感和命運的層次根本地抹除了彼此的不同,從而平息了即將遷謫遠方之友朋離京淪落的悲愴。至於他對人世的洞視體察,則透過〈滕王閣序〉中「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與「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之類的書寫而激盪人們的心魂,因為他喚起了存在處境中失意、漂泊、滄桑、無常的本質感受,讓人們在不落俗套地重新體驗自然景物的同時,也赤裸裸地面對虛無直扣心扉的痛楚。
然而同時,他的世界觀又是宏大的、自信的。在「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的低調之後,接著「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語卻隨即拔高,以宏觀鳥瞰的視野將萬里縮於方寸,藉知己之情泯化了天涯阻隔的無限距離,這就告訴我們:原來「思念」可以不是纏綿哀絕的眼淚,而可以是向宇宙縱身騁望的飛翔!同樣地,王勃在失路他鄉的傷淒之餘,卻不忘申言「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的信念,也就是即使身在既老且窮的荊棘泥濘之中,依然要不懈地揮舞理想的旗幟,讓靈魂始終維持在昂揚雲霄的高度,帶來一種「襟三江而帶五湖」、「卷煙霞於物表」的宏闊氣概。
這就是王勃在文字作品中直接傾露的靈魂,做為心靈與思維萃取得來的結晶,可以說是作家存在的神髓。然而,作家的靈魂雖然鏤刻於作品之中,作品卻未必反映作家的現實性格。在思想與行動、創作與生活之間,造物主的天平常常以互補的方式維持著一種特殊的均衡,所謂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藝術的天才、生活的白癡,我們往往可以在藝術家身上發現這種極端不均衡的性格組合,特別是一個年輕的天才在藝術之流中盡情採擷的同時,更不免會因為生活歷練的不足,以致在面對生活大流時翻覆滅頂。透過史傳資料對他現實生活的描述,我們獲得了解剖王勃人格結構的另一部分線索,如果將王勃的人格性情從作品中抽離出來,而就其言談舉止等具體行跡獨立進行觀察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極端不均衡的性格組合也同樣模塑於王勃的人生中,並註記了幾番顛躓困頓的烙痕,添補了詩人存在的血肉:
早年的王勃懷抱著家族庭訓以及士人傳統所鑄造的淑世理想,原本也是想要透過從政的仕進之路以獲得實踐。然而,就在他置身宦海的經歷中,卻因為年輕不成熟所導致的炫露躁切而兩次輕狂肇事,以致終究徹底斲喪了政治前途,甚至差一點就要付出生命作為慘痛的代價。第一次是他以初出茅廬之姿贏得沛王賞識,被召入王府中擔任修撰之時,於諸王鬥雞取樂的場合中,因戲作〈檄英王雞文〉一篇被高宗怒斥為:「是且交構!」而罷出府邸;第二次則是在虢州任參軍時,將犯罪脫逃的官奴曹達潛隱於宅中,卻又恐於東窗事發而遽爾殺之以匿其事,從而依律犯下了死刑,幸賴不久適逢大赦而撿回一命。這兩次事件完全可以說都是王勃輕重不分、感情用事的個性而咎由自取的,先是無知於宮廷貴胄彼此微妙複雜的競爭關係,在不恰當的場合開錯了玩笑,以一篇軍事檄文將鬥雞活動的遊戲性質轉化為戰場廝殺的政治鬥爭,無形中挑起並激化了諸王之間的敵對意識和恩怨心結,結果就在「謔而淪於虐」的不當越界之下,導致宦途的嚴重受挫;而第二次的匿殺官奴之事,更暴露了王勃衝動任性、瞻前不顧後的褊急輕躁,既濫情收留在先,又失智錯殺於後,一味聽憑情緒主導而莽撞行事的結果,就是違背法理地一步步將自己推向毀滅的深淵。
很顯然,文學世界的靈慧未必等同於現實世界的智慧。因為藝術創作可以透過靈敏的體悟感受與適當的知識學養而擦撞出絢爛的火花,但對人情世故的熟悉練達,卻必須經由具體實務的多方淬礪才能逐步養成。而藝術之神卻往往是寡頭獨占的,祂要求創作心靈的專注投入才願惠賜靈泉,於是創作者的人格就在無暇他顧的情況下逐漸發生了偏斜,彷彿人們被賦予過度發達的藝術天份時,難免便要以剝奪一般健全的理性與日常的幸福作為代價。王勃這位天才而提早殞落的文學家,正是如此一身綰繫了早熟夙慧與青澀稚拙的弔詭,以慧眼從飄飄泛泛的大化之流中採擷驪珠之餘,同樣不能免於在現實生活的海洋中翻覆滅頂,為「詩窮而後工」的古訓提供另類的詮釋。
然而不論是呈現其早熟夙慧之藝術天才的詩文作品,還是披露他青澀稚拙之生活困礙的歷史載記,都有如那穿透黑暗而來的閃爍星光,至今猶然見證著遙遠的過去曾經存在的星體,讓王勃在初唐文壇上劃出一道閃亮的彗星之光後,留給後人永恆的讚嘆與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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