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期選載
作者
【編輯室報告】
可能的人生
許悔之
【推薦發表】柯裕棻小輯
嗑漢藥╱文字之必要──藥罐&草本精靈對談實錄
李欣倫
顛倒夢想公倍數
李欣倫
【專輯】
亡命之徒──一位電影導演的告白
林正盛
模擬的紀錄片《電影•人生》劇本──側寫林正盛
蔡逸君
【詩】
午後書店告白
林婉瑜
【聯文活動集錦】
江文瑜《山地門之女》新書發表會〈等三則〉
編輯部
亡命之徒──一位電影導演的告白
◎林正盛
 


 從進編導班到今天,我走過十五年的電影人生,也就是說我過了十五年亡命之徒的生活。
 亡命之徒,不去多想未來,完全是一股熱情傻勁的一意走向拍電影的生活。如果不是抱著這種亡命之徒的態度,我懷疑我會走上拍電影的路。
 亡命之徒這四個字,在一份習慣了的用法上,我們總是拿它來形容一些社會邊緣人物的處境。比如一些搞革命的烈士,比如「風瀟瀟兮易水寒‥」的刺客壯士,比如作姦犯科的黑道兄弟。現在,在這裡我以「亡命之徒」來形容我這十五年來走過的電影人生,我必須說這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危言聳聽,而是我這十五年來,在生活裡累積出來的實實在在心情感受。要不是當初我對電影懷抱著一份近似偏執的熱愛激情,可能我不會走上拍電影的路,就算走上了也可能是半途而廢,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到拍電影的前途。如果為未來前途著想,電影這條路我早就走不下去了。說起來,長期以來我拍電影,做導演這個工作,其實是很社會邊緣人的。而從經濟價值來看,電影這個產業,也是很邊緣的產業,甚至有人說它是夕陽產業。所以我必須說,我是以亡命之徒的心情在走著電影這條路的。
 對我來說,我會拍電影是因為在生活裡,我看到了些甚麼,累積了一些對人的觀察,有所感動,我想跟大家說,所以我就拍了電影。就這麼簡單。我必須說,我拍電影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甚麼,也不是要承擔民族家國的甚麼使命感。當然,我也不會在乎那些簡化了的,世俗制約了的社會道德的要求。我只是說出心裡想說的話,這個世界或這個社會,不會因為我拍了一部什麼樣的電影,而會有所改變,這點我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所謂「亡命之徒」所比喻的只是我個人做為一個導演,眼中所看到電影這個行業,在現在台灣社會中的處境;然而我做為一個導演,拍起電影來,可還是要很單純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話,一點都不悲壯,一點也不偉大,就只是拍電影。
 亡命之徒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這另外一層意義,我是從兩個人身上,從他們說過的話,所感受學習到的。
 一個是沈從文。我在一篇文章裡面看到沈從文,從老家湘西到北京以後,他想要改變他的人生,埋頭寫小說。一開始,他寫的小說並沒有人願意登出,但他毫不放棄的一直寫,當時他有一個表姐夫在北京當警察,看他為了寫小說生活過的潦倒窮困,有一餐沒一餐的,他表姐夫跟他說,願意介紹他也來當個警察的工作,讓生活有個穩當。可沈從文說,如果我只是要生活有個穩當,那我不用從湘西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北京,當警察在湘西就能當了。我到了北京,我看到了不一樣的東西,開了視野長了見識,有不一樣的人生等著我,我就該往那裡走去,即便是路死路埋,溝死溝埋,我也沒有再走回頭路的理由。這樣的沈從文,說這樣的話,他鼓舞了像我這樣的鄉下人,一個麵包師出身的鄉下人,讓我敢去想像,敢對電影產生一份憧景,也就對電影有了一份近似偏執的激情熱愛。更重要的是,從沈從文身上,我看到也學到了,搞創作的人該有的覺悟,他的未來,並不是一個穩當的人生,甚至可以說創作者是不能想未來的人。對我來說,這就是亡命之徒。
 另一個是黃翰荻。他是我的朋友,他畫畫,寫藝術評論的,也是《春花夢露》的美術指導。認識他時,我還在讀編導班,住在新店,那時新店有一群畫畫的朋友,我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關於創作的事。有一次黃翰荻對我說:「一個創作者,心態上他應該是一個亡命之徒,他是不能為未來著想的人。如果他為未來著想,想著經由他作品,或許得到名利,或許能被收藏在重要的美術館或博物館裡,或許在歷史上留個地位,那他的創作就不再單純了……」聽黃翰荻說這些話時,我剛編導班畢業,剛結婚沒多久,剛埋頭寫劇本,寫一些根本沒機會拍成電影的劇本,只是一股衝動的一直寫,傻乎乎的沒去想能否拍成電影的問題。朋友的話更堅定了我繼續寫劇本,沒有目的,很純綷的寫著。那段時間寫出的劇本堆起來跟我一樣高,也算是著作等身吧!這樣的寫劇本經驗,現在回頭看起來,它成就的不只是我拍電影的導演工作,更重要的是它成就了我對自己生命經驗的整理,讓我能面對過往我走過的人生,更確實的說,這樣的寫劇本經驗,讓我坦然面對了我曾經有過的罪惡,那些罪惡,在還沒寫劇本以前,我是努力要忘掉它,假裝它不存在的,可是我愈要忘掉,愈當它不存在,它卻愈如影隨形的跟著我,啃蝕著我眼前的生活,讓我活的很不安,失去真實感。當我寫了一些劇本,重新整理了我的生命經驗,終於能坦然面對我過去的罪惡,也就終於能坦然面對眼前的生活,而真真實實的活在當下此刻。簡單的說,那段埋頭寫劇本的日子,重要的不是成就我的電影事業,而是成就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在這裡,我必須說,我的電影裡講的是人生,所以我只有實實在在的在生活裡實踐我的創作,也就是說,我是怎樣的人,所以我拍怎樣的電影,拍出了怎樣的電影,就是怎樣的電影,它自有它的生命,不是也不該我來操心。

(節錄。原文請閱讀《聯合文學》雜誌1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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