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宗教家庭的陳映真，曾在〈鞭子與提燈〉中記述父親對他說的一段話：「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他飽含熱淚聽受了這些話，並且以此為一生的勉勵。而話中的「上帝」，陳映真詮釋為「真理」與「愛」，再加上其次的「中國」，這四者便成為解讀陳映真小說的重要關鍵。
　然而，尋找真理的方式有很多種，似乎已對文學失去信心，轉投入政治經濟研究的他，在停筆多年後又開始創作了，對於「真理」、「愛」和「中國」的虔誠信仰，一如當年。於是見到陳映真，我們很自然（也很好奇）的引發了第一個問題：為什麼重新提筆寫作小說？對文學又有何期望呢？

　「我在一九八六年發表《趙南棟》後，就停止創作。主要原因是台灣左翼有一個長期存在沒有做完的功課，就是科學性的去理解台灣社會，也就是我和陳芳明所討論的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而這是從三O年代以來各民族左派都一定要解決的。譬如中國左派經過百家爭鳴後，得出結論：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台灣雖有左翼，卻一直沒有如此的討論，這一問題久懸未決。恰好當時我手邊有兩本日文書，一是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是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兩者串連起來恰好涵蓋了一八九五到一九六O年的台灣。他們二位都是優秀的留日學者，受到日本左派馬克斯經濟學的影響，採取的是比較科學的實證研究，和留美派很不相同。所以我請人翻譯，並隨之展開對台灣史的關懷，便花去了很多年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又提筆呢？其實，我最感到快樂的還是創作。再者，我已經超過六十歲了，對以後十年的生活需要有所規劃，轉眼七十就要到來。這時又看到我的好友黃春明重新發表作品，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舞。最後，則是對年輕一輩創作的關心。我總覺得五O年代以後台灣文壇的共通特質，就是受到外來思潮影響極大，譬如現代主義、存在主義，但大家多是口耳之學，連原典都沒讀過。而八O年代的思潮由美國校園經媒體炒作，學者又據為己有，風行一時，但即便不是專家的我，都從他們的說法中看到許多矛盾。所以如何認真對待外來思潮，並且予以本地化，台灣顯然還做得不夠，經常只是毫無原則、甚至是打了七八折的接受西方理論，再表面化的照訂單出貨。所以我希望透過實際的創作，看看現實主義還有沒有路可以走？因為文學不能光靠理論，還是寫了才算數，必須透過作品的考驗。」

　談話中可以感受到陳映真對年輕一輩的關心、期許，也難掩對大環境的失望。但對我們來說，他才真正象徵著一個發光、發熱、有理想、有抱負的光輝年代。聽我這麼一講，陳映真卻謙虛的笑著，甚至有點驚訝的問，現在的年輕人還會對他們那一代感興趣嗎？我說，會的會的，雖然可能不多了，但美好的事物總教人嚮往，不論是在哪一個年代。

　「我們這一代比較不同之處，就是受到中國三O年代的影響。而一個民族文學本應最先受到自己文學遺產的影響，但在台灣，這一傳統卻被硬生生的斬斷了。於是，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我在舊書攤上讀到三O年代的作品，受到的影響則有兩方面：其一是語言，也就是中國的白話文。其二是當時的文學觀。文學到底為誰而寫？要寫什麼？怎麼寫？寫給誰看？這些文學理論在三O年代已經有過系統性的檢討，而我則從書本上繼承了這個文學傳統。」

　台灣七O年代喧騰一時的鄉土文學論戰，倡言的正是三O年代的「現實主義」和「文學為社會服務」的信念。日後檢討起來，卻被許多評論家以為是「意念先行」，傷害了作品的「藝術性」。我好奇陳映真同意這種觀點嗎？而在文學術語漫天飛舞的今天，是否仍對「現實主義」深具信心？

　「我們總習慣把現實主義視為板著臉孔，淨說一些愁眉苦臉的事情。但事實上，現實主義的精神在塑造時代的典型人物和環境，來表現社會存在的具體矛盾，從而促使人們產生改革或是改造的慾望。最有名的例子便是中南美洲革命文學的變種，如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書寫技巧雖然魔幻，但意義卻十分豐富。這和現代主義是不同的。現代主義只是把審美絕對化，除了虛無以外，不屑於去談論生活的意義。又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受象徵主義影響很大，但作品所要傳遞的訊息卻非常清楚。因此，區別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不能光看技巧，要看的是作品背後的關懷。」

　陳映真最新的中篇力作〈忠孝公園〉，便取材自二OOO年的總統大選，藉此剖析台灣複雜的歷史面向和認同情結。而這一年多來，台灣政治生態和人民生活都產生了急遽的變化。在這變化中，陳映真以一個小說家的眼光觀察到什麼呢？

　「嚴格說來，這是我第二篇關於總統大選的小說。第一篇是〈夜霧〉，發表於《聯副》。在台灣民主化、「自由化」（陳映真特別提醒要加引號）之後，我覺得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許多人出來高唱民主自由，可是在過去戒嚴的年代裡，他們不論秘密或公開的做了哪些事，都不需要一個手續來檢討。譬如〈夜霧〉有一個場景，寫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在街上碰到當年的國民黨特務，他大喊：『攔住他，那個人是特務！』可是我們的社會大眾卻各走各的，把他當成笑話。反觀國外的情形，譬如西班牙佛朗哥時代戒嚴令解除之後，文學、戲劇、藝術和思想界的反省，立刻湧現--反省我們為什麼容許一個黑暗時代的存在？為什麼我們會成為告密者？而我們究竟作過些什麼？這些發自靈魂深處的集體探索、清洗以及嚴厲的自我批評的手續，在台灣不僅看不到，甚至大家還裝作事不干己，便馬上進入自由化的時代大談各種理論，這是很可憂慮的現象。」

　「又譬如德國，在納粹以後的反省便多得不得了，成為文學、哲學、電影等等用之不竭的題材。但是我在台灣卻看不到這樣的生命力。因為缺乏反省，便留下一個很大的矛盾。像是我看到幾個外省人過去攬著生殺大權，但一旦權力沒有了，大陸也回不去，現實上完全失去權力的依勢，非常的徬徨恐懼。也因此對余光中的問題，我不是咬著不放，只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和詩人，不可以選擇逃避，但台灣卻一直缺乏嚴肅、認真對待自己的精神，也正因為缺乏正視和凝視過去的勇氣，譬如台灣的皇民化，才會出現小林善紀的問題。所以在〈忠孝公園〉中我特別處理心靈的負擔--馬正濤和林標都背負著過去的罪疚。而小說家也正是在扮演這樣凝視的角色。」

　〈忠孝公園〉中兩個主角，一是外省人馬正濤，一是本省人林標，命運相互對照。這不免讓我們想起陳映真早期的〈將軍族〉，同樣處理外省人與本省人命運的交會。而陳映真如何看待台灣的省籍情結和族群意識？

　「對大陸人和台灣人在台灣的相遇，我抱著很大的關心和興趣，這其實出於個人的親身經驗。在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家後面搬來一戶外省人，姓陸，住著哥哥、嫂嫂和小姑。有天晚上，哥哥和小姑被帶走了，只剩下嫂嫂抱著剛出生的小孩一直哭。那個小姑對我非常好，教我讀書、寫字，但她就在我的眼前被帶走了。所以在我的經歷中，外省人並不等於外來政權的迫害者，而且我在牢裡看到的外省人數量比本省人還多，處境也更悲慘，因為他們隻身在台，沒有任何的影響力。在政治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下，外省人來到台灣與本省人相遇，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衝突？沒有一個絕對聖潔的台灣人，也沒有一個天生萬惡不赦的外省人。像〈忠孝公園〉的林標，只是一個單純的台灣鄉下人，身上也有直接或間接的罪疚。而〈夜霧〉也是在討論類似問題。」

　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化名「許南村」發表〈論陳映真〉一文，宣言要克服和揚棄「孤兒意識」，「重新建立我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體的地位」。但在〈忠孝公園〉結尾馬正濤的自殺，以及林標「我是誰」的哭喊，是否也是一種「孤兒意識」？而主體性又要如何建立？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當年鄉土文學所說的孤兒意識，是指台灣被中國和日本捨棄了，誰都不要，無所歸屬。但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至於〈忠孝公園〉結尾『我是誰？』的疑惑和孤獨，則是出自於一段沒有清理的歷史，就像現在我看到外省人的孤獨和恐懼一樣。因為只有進行過自我和全體歷史的反省之後，才能理直氣壯的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已經想過、凝視過這個問題了。而對本省人來說，用比較流行的話語就是後殖民。殖民者一方面歧視你，但諷刺的是，在形成鴻溝的同時，卻又使你更加渴望成為和殖民者一樣的人。因此在〈忠孝公園〉中我想討論的便是這樣複雜的殖民和被殖民情結。譬如林標本來是一個普通農民，卻很諷刺的，在戰場上變成皇軍，而後來歷史混淆，一下子說要補償他，一下又說不。所以馬正濤和林標都是特殊個人與時代史所造成的『祖國喪失』現象，這些比起『孤兒意識』要更加複雜深沈。」

　鄉土文學論戰後，許多作家大嘆「文學無用」，紛紛棄文從政。而陳映真是否也同意「文學無用」？他的回答卻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悲觀與無奈。

　「我想我越來越傾向於此。因為資本主義化越厲害，精神生活就離人們越來越遠，而社會越趨向高度消費化。影視媒體，如壹週刊啦，或是色情暴力的電視文化等等，這都是擋不住的，連政府也無可奈何。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來，我是比較悲觀的。但既然如此悲觀，為什麼還要寫呢？（陳映真苦笑了一下）或許文學的時代真的已經結束了。在三O、四O年代一個年輕人離家投奔重慶或是延安，就只帶著一支牙刷，以及一本小說或詩集，因為他要從文學中尋求人生的解答，以耐過一切的困難。但是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了，現在的小孩太幸福了，很難被討好。」

　文學無用，那為什麼還寫？這個問題就如同在一個沒有革命的年代，為什麼還要與眾不同，堅持理想，始終如一？因此當別人批評陳映真落伍陳舊之時，是否反倒更突顯出他先行的姿態？南方朔曾說他是「最後的烏托邦者」，他同意嗎？

　「烏托邦有兩層意義，一是空想，不切實際，與現實不聯繫，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等等。但另一層意義可能不是貶詞，而是褒詞。相對於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高度虛無化的學術界，以及對所謂『大論述』的嘲諷，泯滅一切的多元主義，理想與終極關懷受到訕笑的時代，居然還有人願意堅持理想。因此烏托邦的喪失，就是終極關懷的喪失。所以在這個說法中，其實包含了很大的悲傷，而這不是我個人的悲傷，是整個知識界的悲傷。本來知識的功能就在尋求某種烏托邦，若是沒有，就會連改良的動力都喪失掉了。所以這個說法我雖承擔不起，但總會繼續點燃這個烏托邦的火把，也算不上是什麼使命感，而是我只能如此的活著，如果火弄滅了，我怎麼辦呢？（說到這裡他真的有點哀傷起來）你也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受到詛咒的一代吧，就像薛西弗斯一樣。」

　在陳映真的身上，我彷彿看到某種不曾老去或逝去的永恆，書寫與理想不再被視為謊言或空言，反而是在價值倒錯、混亂、殘暴、庸俗的時代中，最最懇切的召喚。薛西弗斯的故事是這樣說的：當薛西弗斯推著石頭上山時，臉龐貼著巨石，他感受到這件工作是如此的無望，清明的心智構成了他的痛苦，但卻也同時使他贏得勝利--因為當他展現人類絕對的意志與力量之時，掙扎著上山的努力充實著人們的心靈，薛西弗斯是快樂的，而驕傲的眾神就再也無法懲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