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京派」與「海派」

　「京派」的新必銳與「海派」的新不銳，兩人坐著喝酒。好好的，不知怎麼就爭吵起來--
　必：「還幹什麼？你不覺得某年某月某日之後，人文科學就沒有意義，知識份子都成王八蛋了嗎？奧斯維新之後，寫詩都是罪惡。」
　不：「你呢？」
　必：……（胸脯拍得山響）。
　不：「……」
　必：「還有什麼可說的？」
　不：「再幹幹吧。不過這回可以幹點自己的事。」
　必：「哪有自己的事，豬！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
　不：「我喜歡活著的意思，更喜歡活著。你先讓我活著吧。」
　……
　不：「我覺得這些年，你們把名詞搞得太多了，以後應該讓語言更多。」
　必：「什麼意思？名詞和語言有什麼區別？名詞不是語言？語言不是名詞？」
　不：「不要攪（讀「搞」）了好吧？我有特指。語言是生活本身的反映，名詞是人為製造出來，反映某種意見，標榜某種立場，或什麼也不反映，什麼也不標榜，只想弄出點兒聲音好叫別人注意自己的存在的，如『後現代』啊，『後殖民』啊，『全球化』啊，『新左派』啊，『道德理想主義』啊，『人文精神』啊，『自由主義』啊，『生於某某年代』，『世紀末』啊，等等等等，全都是名詞。一定要說語言就是名詞，名詞就是語言，那也應該強調一點：語言大於名詞，語言先於名詞。這就好比一部藝術品，在真實地反映現實存在的價值上，永遠大於和先於代表某種藝術觀點或政治主張的標語口號。那些似乎患有『名詞購物癖』的人，難道真的不怕自己搶購時裝一樣搶購來的各種名詞，有朝一日會褪色、老化、消失嗎？那時候怎麼辦，裸體上街，還是怪模怪樣繼續穿著『天寶時世裝』？我的擔心也許是多餘的，名詞也正如時裝，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必：「有誰不用名詞，只用語言？光有語言，沒有名詞，那是狗叫：汪汪汪！」
　不：「有。《野草》中的『幾乎無詞的言語』，能說是狗叫？」
　必：「魯迅就沒名詞了？『進化論』不是名詞？『任個人而排眾數』不是名詞？『立人』不是名詞？『啟蒙』不是名詞？『革命』不是名詞？」
　不：「但他極少孤立使用這些名詞，更不想依靠這些名詞，況且大多數只用過一次或幾次，即使經常使用，也恰恰是為了打破別人在某些名詞上造成的僵化，比如『革命』。這樣使用的名詞，我寧願當語言看。」
　必：「不懂你在講什麼。我知道有些沒有名詞的語言，只是廢話，是胡扯。」
　……
　這樣的對話，在「京派」與「海派」之間，其實並不經常發生，所以也有一記的必要。

　2.回憶療法

　弗洛伊德施展催眠術，遠兜近轉，循循善誘，讓人想起遺忘的某件特別的往事，於是心開意豁，一身輕鬆。
　善哉，「回憶療法」。
　有美好過去的人的回憶，讓渴望幸福的人羡慕不已。但不能過火，否則就是「臭美」。
　有悲慘過去的人的回憶--思思舊痛，講點真話--更能得到喝彩，似乎大家也因此而百病全消了。
　但也要有分寸：真話必須一兩三錢，不能足斤；舊痛必須已經結疤，疤痕最好若隱若現，與健康的皮膚渾然一體，不能正在流膿淌血。
　民族的過去是整體，但從各人的過去投射出來，就各不相同，或繁花著錦，或陰森淒慘，或為康莊大道，直通天國，或如大毒蛇，齧啃著脆弱的靈魂。
　不斷回憶美好的過去，慢慢就會修煉成幸福的白癡；一味從傷處掘下去，也是傻瓜的所為，如祥林嫂。「我真傻……」，「我真傻……」，一遍又一遍，結果「老了」。弗洛伊德醫生只好搖頭。
　對有些人，是回憶療法；對另一些人，是回憶自殺療法。
　但這不包括冬去春來，「鹹與回憶」，和拿著棍子專門幫助別人回憶的人的回憶。
　也不包括蘇童、余華、王朔等在別人奉旨憶苦時不負責任、苦中取樂地回憶六、七十年代--他們的童年和少年，中華民族的「十年浩劫」。
　那是藝術。
　我們現在僅有的回憶的藝術。

　3.照片中的魯迅

　最近購得魯迅博物館編、大象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魯迅文獻圖傳》一冊，主體是從北京魯博數萬件魯迅文物中精選400多件翻印的圖片，均勻分佈於魯迅一生幾個重要階段，另有專家撰寫繁簡適中的文字說明。文獻、照片、說明合起來，構成魯迅遺產的一種直觀展示，亦可謂洋洋大觀。
　書買回來，自然先看照片。許多平時不易得見，有五幅尤其喜歡。第一是1927年11月16日在上海光華大學赴講演會場，路上不知何人偷拍的全身側照：左腳抬起，右手揮出，下頜前伸，雙眼平視前方，極富動感，但邁步剎那，身體重心略微下挫，顯得特別沉穩，心無旁騖、奮然前行的武者氣象，呼之欲出。第二、第三幅為1928年3月16日攝，其一坐書桌前籐椅中，挑釁地逼視攝者，嘴角卻分明含著親切，是正面照神情最飽滿的一幅；另一全身，背靠書架，叉手而立，是我見到的唯一笑容可掬的一幅。第四為1933年應楊杏佛之邀而攝，雙手卡腰，右腳伸出，略往後仰，滿臉病容，然鬚髮俱張，暖袍鬆散，無風而擺，宛如挺槍而立、隨時準備接戰的鬥士。第五幅是及膝半身側照，依稀可知正在點菸，若有所思，雙眼瞇縫，凝視前方，並不在意手上的動作；畫面有些模糊，但凜然之氣正在攝者有意或無意的模糊中通過更其凸現的濃黑的鬚眉眼色傾泄出來。這幅原刊1933年4月《現代》雜誌2卷6期，與《為了忘卻的紀念》配發，意境略似「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我覺得是魯迅照相中近乎完美的一幀。
　略一披覽，頗驚於他拍照之勤，效果之好，更可據以推測他和攝者較理想的合作。中國發達的相面術固為魯迅所哂，但他並不廢絕一種精神的相面術：他曾認真研究過「中國人的臉」，無聊看客遺忘自身存在而拉開大嘴呆看熱鬧的蠢相，在他看來不啻全民族的恥辱。作為對這恥辱的洗刷與反抗，他照相一律雙唇緊抿。至於攝者，則多次指責他們技術拙劣，浪費被攝者的精神，偏愛抓取被攝者疲敝煩躁拘謹忸怩的瞬間--他認為那簡直就是作惡（《論照相之類》）。
　魯迅是深通美術的文學家，極講究照片和肖像畫，自己做模特兒，自然更加經心。但他的講究並不全出於美術的考慮，也是爭取文字以外為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另一種傳達精神的權利。他常感歎自己的文章容易招致誤解，或許正是這種表達的困境引起了他對照相的重視？他力勸中國報刊多翻印外國作家的照片，希望讀者可直接感得外國作家的精神。他曾親手為法國作家安德列•紀德的頭像配譯了紀德的短文《描寫自己》。紀德害怕公共空間扭曲私人話語，魯迅對此深表同感。公佈自己滿意的照相，就為了反抗他人的扭曲，真實地「描寫自己」；後人得之，或宣傳，或贏利，但對自己而言，也還不失為「現身說法」。從這角度欣賞時下僅僅為「露臉」或「廣告」而揭載的裝腔作勢、欲蓋彌彰、欲彰彌蓋的各種玉照，不亦妙乎？
　但我無意暗示現在的人比那時候的醜，也不是說，看魯迅的照片就夠了，不必再讀他的書。我知道現在聰明人挺喜歡裝傻瓜而傻瓜又特愛裝聰明人，所以這點申明非常重要。

　7.石頭

　《約翰福音》第八章：「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這班人真是何苦來哉--本要構陷耶穌，結果卻在耶穌面前主動承認了自己有罪。
　為什麼耶穌一句話對凶凶問罪之師竟有如此神效？難道就因為他是耶穌？那時的耶穌可不是後來的耶穌呀。
　「文士和法利賽人」呢？
　如果他們有「誠與愛」，便不會用這樣陰險的手段試探耶穌；
　如果他們無「誠與愛」，便不會默默走開--應該爭先恐後拿起石頭砸向那婦人才是。
　除非婦人是他們的同夥。但她確乎是在行淫時被拿住的。
　無論哪種情況，這故事都講不通。
　大概他們畢竟也有神性在心裡沉睡著罷，一旦被耶穌啟動，就自覺再沒有資格來「論斷別人」了。

　10.現在的工作

　為公認的好人說幾句好話，對公認的壞蛋再踹兩腳。
　提到胡風，該誇什麼，現成的；提到舒蕪，該罵什麼，現成的。
　一個是錦上添花，並且「我和四大人說過話了」；
　一個是落井下石，「與眾共棄之」。
　倒過去五十年，胡、舒換一下位置，圍繞他們兩位元的談論方式甚至說話人都不變：依舊是錦上添花，「我和四大人說過話了」；依舊是落井下石，「與眾共棄之」。
　這都沒什麼，關鍵是別站錯隊，是屁股問題，立場問題，--更重要的，是心裡得有一把永遠不會打錯的算盤。
　現在的工作就這樣。
　但改了名稱，曰「知識份子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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