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的恐怖主義

　Subcomandante Marcos──這位被《紐約時報》譽為「第一個後現代游擊隊領袖」的神秘人物，無疑是近代中南美洲革命分子，繼契•格瓦拉之後，最負盛名且最具魅力的「偶像」，然而和大多數地下游擊隊領袖不同的是，Marcos透過面罩，在媒體曝光率頗高，至今卻無人知曉他的真實身分。
　他是誰？革命的第一天就有人在問。人們驚訝地發現San Cristobal等城市遭受攻擊時，查巴達的網站也同步向國際推進；任何一個人──不管是義大利一個推動社區發展的家庭主婦、美國一個投身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或者台灣一個好奇的學生，只要上網，誰都可以閱讀到EZLN的宣言，詳述著為什麼，為什麼來自墨西哥一個「落後」的省分，一個沒電、沒水管、缺乏醫療與教育體系的叢林，印地安原住民要發動武裝革命？
　貧窮的山區革命，竟然有著網路運作的高超技術，這對當時造成頗大的衝擊，至今人們談及網路運動時也都必須提及。但最令人感到驚豔的是網路上那一篇篇文章，以詩一般的語言，向世人擄獲著心。游擊隊從深山寄來一封封E-mail，文字是武器，發射者在信末署名Subcomandante Marcos。
　Marcos一出場，便自稱是EZLN的副總司令（然而有正的嗎？），他穿著深色軍裝，胸前背著象徵意味濃厚的子彈匣，頸間圍著紅領巾，像是二十世紀初墨西哥英雄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維拉（Pancho Villa）等的造型，也像是電影裡的戰士。他蒙著滑雪面罩，露出深邃的雙眼，還抽著菸斗，為持槍的嚴肅表情增添幾許悠閒。
　這個人是誰？墨西哥政府當然恨得牙癢癢地搜索調查，而媒體，不管立場為何，也爭相投入揣測報導的篇幅。革命之初，Marcos除了廣播（契帕斯省大多數印地安村落，依靠廣播獲得對外資訊），優先選擇具國際影響力的媒體，接受外籍記者進入叢林採訪。記者通常必須遵守EZLN的指令，長途跋涉才得以深入革命地。在一篇名為〈Voices from the masks〉的文章中，一位記者描述了他獲准採訪的過程：

　我不知道我到了哪裡，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路途，在抵達革命軍領域時，我接獲指令去「睡」，不能張開眼睛。之後，巴士在一條小徑停下來，嚮導平穩地點了根菸，我們其他人也安靜地下車。一個年輕人慢慢走過來，「午安」，他說，並微笑著離開。幾分鐘後，另一個年輕人出現，「午安，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他禮貌性的詢問。嚮導於是攤開手心，唸出抄在紙條上的通關密語，那是首詩：

　表象與思想與我們同在
　我們的語言真實地前進
　不管生或死，我們都會繼續走下去
　死沒什麼痛苦的
　生命充滿了希望
　選擇！

　同時，路上的年輕人也唸了他手中握著的小紙條作為回應。「OK，」他說：「你們再等一下。」
　在這趟路途中，我們已經聽過太多遍等一下。在一陣沉默後，他帶領我們進入一間泥做的小房子裡，黑暗中，我們注意到幾個查巴達青年，蒙著面，穿著制服……。
　遙遙路途的採訪前奏，加深了採訪者對EZLN緊繃的興趣，而Marcos果然也不負鏡頭所望。他兼容並蓄的思想、即興生動的幽默以及對文化睿智的涉獵，在在都令人折服。透過網路、報紙、電視台、廣播，Marcos的言談、文章及影像，以叢林為據點，廣泛地傳遞出去，連傾官方的墨西哥國家電視台都不得不向歐洲購買Marcos的影帶來播放。他有意識地讓發生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原住民運動，不只定位在「地方」，而是全球化的問題。革命後一個月內，Marcos迅速竄升為墨西哥家喻戶曉的名字。他騎馬的英姿、說話的語調、沉思的眼眸，甚至成為許多女性心目中性感的象徵。寫給Marcos的情書被公開在報紙上，而Marcos也逐一回覆。其中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是Marcos寫給一位有名的女作家時，以「我願意拜倒在妳足下」作為開頭，而那位女作家也以「希望和Marcos迷路在叢林裡」作為回應，一來一往之間，又為Marcos增添幾抹浪漫色彩。
　他到底是誰？
　最先出現的普遍性講法是，Marcos是一位外國知識分子，因為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法文及一點點原住民語言，但是不久後，他濃厚的墨西哥腔被察覺。有人說他是一位激進的神父，但是教會否認這項傳言。有人指出他是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學運的領導者（一九六八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憲政廣場」發生，主要訴求為：抗議一黨專制，抗議政府過度花錢卻刪減社會福利，那年奧運在墨西哥舉辦，政府動用武力，強制驅散並逮捕槍殺了許多學生。）但根據一九九四年陪在Marcos身邊採訪多天的記者表示，Marcos當時看來大概只有三十八歲左右──那意味著一九六八年時，他才十三歲，怎麼可能是六八年學運的領導者？另外，有媒體描述他為失意的作家、雙性戀的嬉皮……各種誇張離奇的說法紛紛出籠，流竄在咖啡店裡、在計程車內、在家庭閒聊時，人們議論紛紛。
　Marcos意識到面罩所引發的想像之力，對革命具有推波助瀾的效益，對於任何一項揣測，既不否認也不承認。
　在接受訪問時，他甚少透露真實身分的蛛絲馬跡，就算說了，也只是「可能」。人們確知他不是印地安原住民，他站在游擊隊中明顯比較高，（那是他為何自稱「副總司令」的原因，印地安人才是革命主體，他說他只是「橋樑」、「溝渠」，透過他，傳遞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意願。）但其他呢，真假難辨。他說他在美國三藩市當過作家、在德州當過計程車司機，他說一九九四年之前的十年，他都待在叢林裡，為這重要的一役做準備。但根據一位深入叢林採訪的攝影記者表示，如果Marcos一直都住在叢林，那他是如何獲得當代世界政治及城市文化的知識？
　時至今日，無人知曉Marcos是誰。我記得二○○一年我去到契帕斯省時，有天傍晚與學習之旅的夥伴們坐在革命村落Oventic一家小店看電視，畫面正播出一個大鬍子男子的肖像，套入Marcos的面罩──是他嗎？新聞指出，墨西哥政府懷疑Marcos是位大學教授，這位教授（Rafael S. Guillen）曾在墨西哥大學教哲學，已失蹤多年。但是我心中下意識地搖頭，不是啦，不是他，因為在我想像中Marcos應該長得精瘦些，怎麼會「像」這樣？不過Marcos到底應該長得「像」怎樣？似乎人人心中各有美好模具，任何一張真實臉孔都卡不進去。
　人們圍繞著Marcos的相關產品打轉，T-shirt、明信片、木頭小玩偶、海報、日曆等不勝枚舉。在查巴達自治區，隨處可見樑柱牆壁信手塗鴉著Marcos的字樣，而政治觀光客躺在吊床上閱讀Marcos文集及研究專論。二○○一年美國出版的Our word is our weapon（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武器），厚厚一大本，甚至擺在美國左派書店最醒目的位置。
　最初Marcos不摘下面罩，多少避免身分曝光，遭政府逮捕，但現在面罩已成重要象徵，甚至可茲利用的籌碼。就像二○○一年二月，EZLN從契帕斯省展開為期十五天、路經十二個省分、抵達墨西哥市的長征，「用掉了」Marcos多年來不曾在叢林外現身的「賣點」（之前，Marcos召開記者會，都在叢林內），會不會，有一天，Marcos的面罩在某個時機點被揭露？相信是許多觀察者，既期待又不期待的事。
　因為Marcos的蒙面，不僅維持住某種神秘的眼神，更是人人都可能是革命者的思想展現。
　從一九九四年武裝革命之後，Marcos一夕成名，且聲名持續不墜。到了二○○三年，在二十六個國家，至少有超過四千五百個查巴達的相關網站，訴說著墨西哥東南方原住民運動的故事，而Marcos的文章也被翻譯成十四種語言，在反全球化、左傾、環保、有色人種等運動團體中流傳。但是，人們也逐漸從他的言行及文字中，了解到Marcos亟欲否認掉「領導者」身分的努力。他極力倡導查巴達運動，「遮住臉孔，以便現身；忘記名字，以便被命名」的反階級性格。
　革命，不需要一個有名有姓的領導者，被崇仰、被寄望，然後被失望；不需要個別家族姓氏延續的名字，被榮耀、被頒獎、或「名」留青史。Marcos說他的面罩是面鏡子，造反的鏡面，呈現出任何一個觀看者的臉孔；而Marcos是沒有臉孔的。
　於是，這個「沒有臉孔的影子」，不管「下雨或不下雨」，一直在墨西哥東南山區「徹夜守夜，抽著越來越短的菸斗，一直在寫、在閱讀。……看，屋裡更亂了，報紙、書籍、筆以及老舊的打火機。辛勤的影子跋涉著，寫滿一頁又一頁。回頭看時，刪掉一些，增加一些。」（引自Marcos〈屬於弱小的時刻〉）
　他匿名寫著一封封的信，從深山叢林向世界發送E-mail，在論述中，他滔滔不絕的秀出理論，同時又藉由一隻名為「德瑞多」的甲蟲，嘲諷自己寫著艱澀難讀的長篇大論。他創造出一隻「小」甲蟲，每次出場就是命令游擊隊員寫故事，什麼「精神分裂的豬」、「不滿足的小蟾蜍」、「小老鼠與小貓」或「棕咖啡色馬」……等等。在這些彷彿童話般的故事中，Marcos清楚的傳遞出，他企圖翻轉大與小、上與下等既定秩序的看法。
　自比為唐吉訶德的甲蟲，帶出Marcos生命史的小線索；他在一次訪談中，聊到自己十二歲時，初次閱讀到《唐吉訶德》，像是「獲得了一個美好的禮物」，於是，唐吉訶德對抗風車的意象，也被轉為甲蟲德瑞多拿著一小截樹枝，在墨西哥東南山區，對抗著化身為勞工部長或直昇機的惡勢力。
在這一系列故事中，Marcos藉由反覆詢問甲蟲，你到底是誰？從什麼地方而來？其實也回應著讀者──世界各地的讀者──對他的好奇，Marcos到底是誰？真實身分為何？
　但他是誰，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感動許多人，去做、去實踐、去相信革命是可能的。透過文字，透過真實的生命情境。我想起有次Marcos接受記者Medea Benjamin訪問時，說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

　我目前的生活促使我寫作。（他在地上畫了一條線。）自從一九九四年之後，我處於邊界上，一邊是生一邊是死。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輕易地從生的一邊進入死的一邊。所以我沒有任何能力去寫一部偉大的小說，或擁有一個好的職業。我唯一能確定的只有當下。因此，縱使我以前沒寫過任何東西，現在我像是每天都是最後一天的在寫作。這變成一種驅力，驅使我將內在所有一切展現。我在叢林裡的十年，在我內裡形成了許多東西，在立即的死亡感中，我無法停止地、像汽水瓶被搖晃許久，一旦蓋子被打開，泡沫便不斷冒出來。臨界死亡，造就了我的表達。

　臨界死亡，造就了Marcos的表達；那我呢？
　從墨西哥回到台灣後，有時候我獨自坐在深夜的公寓書桌前，覺得自己為了字眼傷透腦筋，實在過於小家子氣，但一出門便可以買到菸與酒的消費環境，終究和墨西哥叢林相差十萬八千里。就像地球同時存在紐約及非洲部落，我，一個女子，又該以什麼文字表達出生命狀態？或者說，經由與文字、與自身局限及惰性不斷鬥爭後，我的文字可以呈現出什麼輪廓？我的文字也可以是武器嗎？我又為何而寫？這一連串問號尤其常在我離開書桌後浮現又浮現……。
　Marcos的面罩，的確像面鏡子，讓我照見自己的臉，正視自己臉龐的美好與陰影。
　到了二○○三年，政黨輪替後的墨西哥，舉辦了APEC亞太經合會議，記者關注的焦點又聚到墨西哥，無可迴避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也是被報導的消息之一。一位台灣的記者寫到他想要去採訪原住民自治區，但不得其門而入，當地人告訴他，Marcos因為腳傷，前往安地斯山脈的山頂休養。閱讀到這篇小報導，我立刻從Marcos的書信中，浮現出他悠哉悠哉在藍天大山的背景裡喝咖啡、抽菸斗的畫面。那時他坐在空曠的山區，旁邊也許是他剛宣布結婚的新婚妻子「海」，而路過的旅人──可能是農夫、可能是國際媒體的記者、可能是軍人──沒有人認得出聞名的游擊隊員，因為他沒有蒙面。

　小簡介：Subcomandante Marcos：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副總司令，一九九四年從墨西哥東南山區發動武裝革命後，隱身在叢林，透過回E-mail、宣言、論述、說故事等方式向世界寫信。他的文章至少已被翻譯成十四種語言流傳，但至今無人知曉他的真實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