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片仍未脫貧的大地，此刻正在試驗著舉行民主選舉，這過程充滿著瑕疵，那狂熱也令人發怵。
　但是，我仍懷抱著希望。」
　渥雷在一月初給我的信中這樣描述著他此刻在祖國奈及利亞參加大選時的情景。
　「這邊（指奈及利亞──作者注）的工作和我要承擔的責任多得嚇人。但請你放心，也請臺北書展方放心，我將如期前往臺北。
　可我會非常、非常累。」
　他在隨後的另一封信中請我代他化解臺北國際書展主辦方擔心他不能如期前來的憂慮。
　去年五月，當臺北國際書展主辦方找到我，請我為台灣請一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作為大師級貴賓來參加今年的臺北國際書展時，我的內心是掙扎的，以我對台灣的情感，以我對這塊具有百分之百言論和出版自由土地的認同，為台灣做事，是我的心願。但是，好作家並不都能戴上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偉大的作家也並不非要諾貝爾文學獎的認同，一個多世紀來，從俄國的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普希金、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到奧匈帝國（捷克）的卡夫卡、里爾克，從波赫士、普魯斯特、魯迅等多少偉大的作家從未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文學院又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呢？
　和中國大陸一樣，台灣文學界和媒體在諾貝爾文學獎上有著持久的偏執和狂熱，我若真幫上了忙，無疑會強化這一狂熱。然而，形勢比人強，我答應了首先幫助書展邀請我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友人。我成為本屆國際書展的（文學）策展人。以此身分，我得以向我的文學同事，也是我敬仰的一位偉大作家渥雷•索因卡發出邀請，直接促成了兼有劇作家、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多重身份，又是一位人權鬥士的一九八六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奈及利亞公民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踏上臺灣這塊土地。
　台灣對這位偉大非洲作家的熱情首先呈現在他六天的訪問中密集的預設行程上，在我從紐約飛往臺北前夕，他的經紀人特別來信告訴我，臺北之行的活動安排多到讓索因卡「目瞪口呆」，請我務必幫助渥雷控制行程，多一點時間讓他可自由活動及休息。二月九日晨，我們先後抵達臺北，望著晴朗溫暖的台灣天空，在臺北遠東飯店的貴賓房內，渥雷通過電話問我，現在的臺北算是什麼季節，我說「這是臺北人稱為的『冬天』」。「啊，」渥雷感到不可思議，「可我喜歡這樣的冬天」渥雷說著，便笑了起來，顯然，這裡的天氣讓他感受不到絲毫的寒意。索因卡是一位罕有的、能夠如此完美地將文學創作和爭取人類的自由和尊嚴在自己的一生中結合如一的偉大作家。他的人生如同一部三幕的戲劇構成了他獨特和鮮明的個人歷史。
　一九六五年，索因卡三十一歲，他剛從英國留學後返國，立即投入奈及利亞脫離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的大選，當時執政的政府明明在大選中敗落了，卻在公布選舉結果中造假，並在國家廣播電臺上宣佈虛假的選舉結果，索因卡憤怒之極，他持槍闖入國家電台播音室，以手槍抵著廣播員，要求他宣佈真實的選舉結果。隨後，索因卡被政府以「干擾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的罪名拘捕，並從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以政治犯身分入獄近三年。作為一位劇作家，他這一勇敢和獨行俠式的舉動，使索因卡成為了一位聞名國際的自由鬥士。
　索因卡畢竟是索因卡。他不像大部分的政治介入型作家，一旦投入了政治，便無暇事從文學，出獄後，當他發現國內的政治情形和他的理念格格不入時，他選擇了流亡，自我放逐來到了西方，他最重要的文學創作高峰正是這一流亡時期，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在此時出版，他的戲劇也在此刻上演。
　一九八六年，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譽為「當今世界上少數的幾位偉大劇作家」的索因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被讚譽為「以獨特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人生戲劇」，成為非洲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我和他第一次真正地見面交談，是在一九九五年，我在哈佛大學他的辦公室和他會面，在那次深談中，我問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是一種怎樣的生活，你能告訴我你是怎樣過來的嗎？」
　那天是初夏的六月，他穿著雪白的襯衫，昂著獅子般倔強的頭顱，坐在椅子上，一邊打著手勢，一邊用他那帶著奈及利亞口音的英式英語告訴我：「獲獎之後，我仍寫了一些作品，但我的創作速度完全改變了，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必須接受某些你做夢也想不到的責任──如關心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故，我的創作數量是少多了。」
　他甚至給我講了一段軼事，他說：「我獲獎一年之後遇到加西亞．馬奎斯（1928-，哥倫比亞小說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問我：『你有什麼感覺？』我回答說：『諾貝爾文學獎對於一位作家真是一個殺手，但是沒事的。一個新出爐的選美皇后戴桂冠只不過是一會兒罷了，接著他們就不會煩我了。』馬奎斯非常同情地望著我說：『你真這樣憨嗎？』」
　頓了一頓，索因卡帶著感慨告訴我：「這之後的人生完全被改變了，你要學會在你平時會說『我做不了』的環境下工作。當你將自己貢獻給他人需要的同時，你還得為新的創作想法構思，你將不得不想出許多新的辦法來創作。」
　幾乎全應驗了，索因卡這次的台灣之行，從第一天起，就成為了台灣文學界、媒體和臺北國際書展的焦點。二月九日晨，經過十三個小時的飛行，他剛剛入住臺北的遠東飯店三○一五號房間，就被臺北報社記者打來的電話所影響，雖然他以旅途勞累，需要休息的理由，謝絕了書展主辦方的歡迎午宴，也將原本的新書發表會後移到了二月十一日，但中午，面對台灣詩人陳義芝和許悔之的親自來訪，他仍然應允在飯店內便餐聊天，為此，他還給我留言，邀我一併參加。並請我多告訴他一些關於台灣詩人創作情形的資訊。
　索因卡在台灣期間，總共參加了兩場他的新書發表會，一場和台灣小說家黃春明、陳映真就第三世界文學和政治現狀關係的文學對談，一場由他和台灣詩人及我共同用中英文朗誦的詩歌朗誦會、一場在台灣大學的公開演講和隨後的和台灣大學學生對話的活動。
　其中最為完整地闡述他對當今非洲世界和國際政治看法的演講，正是在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發表的。他也非常高興有機會和陳水扁總統會晤並且分享各自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在監獄的經驗。
　在六天的行程中，私下的索因卡更是一個性情中人，他和我及幾位友人，曾經「臨陣逃脫」某晚的正式晚宴，一起驅車來到北投的太平洋溫泉會館，僅僅是為了輕鬆地交談及品嚐一瓶由主人提供的一九八二年出產的法國紅葡萄酒。在「總統套房」內，對著夜空下誘人的帶著淡淡硫磺味的溫泉「泡湯」池，老渥雷還是決定不「赤裎相見」，他用手深深地探了探冒著水泡和熱霧的溫泉，讚嘆著美妙的臺北夜景，告訴我，如果剛才我們將酒帶到陽台上，在星空下把酒吟詩，也許更為美妙。
　索因卡是一位罕有的「文藝復興」式涉獵並跨越幾乎所有文學種類的以英語創作的非洲作家，他本人最重要的身分是劇作家，獲得最大成就的也是他的戲劇創作。他迄今已寫過二十多部戲劇，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從三十歲前後到五十歲之間創作的《沼澤地居民》（The Swamp Dwellers）、《獅子與寶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瘋子和專家》（Madmen and Specialists）、《森林之舞》（Dance of the Forest）、《死亡與國王的侍從》（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未來學家安魂曲》（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等劇本，他也創作了兩部重要的長篇小說《詮釋者》（The Interpreters）、《混亂失序的季節》（Season of Anomy），多本詩集如《獄中詩抄》（Poems from Prison）、《撒馬爾干市集》（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詩作》（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歐岡、阿比比曼》（Ogun Abibiman）、三卷本自傳《在阿凱的童年時光》（Ake: The Years of Childhood）、《艾沙拉：漫遊書簡》（Isara : A Voyage Around"Essay"）、《伊巴丹：潘克雷米斯年代》（Ibadan: The "Penklemes" Years---A Memoir, 1946-1965），關於文學和文化的重要論文集《藝術、對話和憤慨》（Art, Dialogue and Outrage）、《神話、文學和非洲世界》（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此人已死：獄中筆記》（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政治論著《一塊大陸公開的痛：關於奈及利亞危機的個人記述》（Open Sore of a Continent: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Nigeria Crisis）等許多涉獵廣泛的文學、文學批評，及政治著作。
　索因卡不是一個在象牙塔中從事創作的文學家，他全身心地投入非洲乃至世界上各個地區爭取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活動，他對於政治的介入並不少於對文學的投入。近十年來，他也以享譽國際的文學家和人權鬥士的身分，深度介入國際事務，成為一位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特質的衝突調解人，化解國際間宗教和文化的衝突，並努力制止由此產生的暴力衝突。
　在他人生的三幕劇中，最近，也是最重要的一幕就是在二○○二年二月，率領由不同國家的多位重要作家組成的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前往被以色列圍困的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戰爭衝突地區，探訪巴勒斯坦作家，調解以巴衝突，他在這一訪問中，深刻地體認了以巴衝突所產生的巨大的仇恨和它內在深刻的文化根源。索因卡在他結束訪問和調解工作之後，在英國《衛報》發表的文章中說，以色列總理沙龍的政府是在「撕碎阿拉法特的心肝來餵他的孩子們」，並奇怪無人能真正預見這一做法的結果，他說，這一訪問加強了他這一看法，以色列未來能了解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苦難，根本未想像過巴勒斯坦難民營和巴勒斯坦人每日的生存狀況，更不要說親身體驗幾乎所有巴勒斯坦人每日的屈辱和記憶的傷痕。
　帶著這些獨特而深刻的人生經歷和經驗，索因卡踏上台灣的土地，他給台灣帶來了一般的外國作家不能產生的震撼，特別是在他來訪前夕，通過此間出版的四本索因卡文學著作中文版，《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撒馬爾干市集─索因卡詩選》、劇作集《死亡與國王的侍從》、長篇小說《詮釋者》，將為台灣、台灣的文學界、知識界、台灣政界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