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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小說，是斷斷續續的，一陣一陣的。開始寫作的時間倒是頗早的。第一篇作品大約是一九四○年發表的。那是沈從文先生所開「各體文習作」課上的作業，經沈先生介紹出去的……
（當時沈從文向文藝界介紹汪曾祺，有一句話流傳成佳話：「他寫的比我好。」評論家有道：「兩個最可注意的年輕作家。」另一個是路翎。）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寫了一些，編成一個「邂逅集」。
解放後長期擔任編輯，未寫作。一九五七年偶然寫了一點散文和散文詩。一九六一年寫了「羊舍一夕」。因為少年兒童出版社為我出一個小集子（聽說是蕭也牧同志所建議），我又接著寫了兩篇。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寫得多一些，這都是幾個老朋友慫恿的結果。沒有他們的鼓勵、催迫、甚至責備，我也許就不會再寫小說了……
（摘自《汪曾祺短篇小說自序》，一九八二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文革」噩夢過去兩年後，北京文聯在文化局飯廳一角，拉上布幕，放兩張寫字台，整理殘部、收容散兵游勇。把文藝界說做「重災區」，一點也不過。不久，北京出版社計畫一套「北京文學創作叢書」老人新人，舊作近作，挨個兒出一本選集，這是擺擺陣容的壯舉。有說，不要忘了汪曾祺。編輯部裡或不大知道或有疑慮，小說組裡問人在哪裡，也素不認識。我說我來聯繫吧。其實就在本地本城，也就在文藝界內（京劇團）。連忙找到這位一說，不想竟不感興趣，不生歡喜。只好曉以大義，才默默計算計算，答稱不夠選一本的。再告訴這套叢書將陸續出書，可以排列後頭，一邊抓緊點再寫幾篇。也還是沉吟著；寫什麼呀，有什麼好寫的呀……這麼個反應，當時未見第二人。「自序」中說「就不會再寫小說了」，似應添上一筆：「心神不寧」，甚至是「心灰意懶」。）
我寫小說的資歷應該說是比較長的，一九四○年就發表小說了。解放以前出了個集子，但是後來中斷了很久。解放後，我搞了相當長時間的編輯工作。編過「北京文學」，編過「說說唱唱」，編過「民間文學」。到六十年代初，才偶爾寫幾篇小說。之後一直沒寫，寫劇本去了，前後中斷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在一些同志，就是北京的幾個老朋友，特別是林斤瀾、鄧友梅他們的鼓勵、支持和責怪下，我才開始寫了一些。第三次起步的時間是比較晚的。因為我長期脫離文學工作，而且現在我的職務還是在劇團裡……
（摘自《小說創作隨談》，是在一次青年文學講習班上的講話，時間是八十年代之初。
這裡用了「中斷」兩字。這處提到「第三次起步」，別處只分解放前後。這裡說到第一次中斷的原由，詳述了「編輯工作」。第二次中斷是：寫劇本去了。怎麼寫起劇本來呢？是給放到京劇團去了。怎麼去的京劇團呢？這裡有一個一邁二十年的「坎兒」。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呢？怎麼不說明白一點。）
我自二十歲起，開始弄文學，蹉跎斷續，四十餘年，而發表東西比較多，則在六十歲以後，真也夠「費勁」的。「嗚呼，可謂晚矣……」
（《晚翠文談》自序。一九八六年出書。書稿轉了個出版社，耽擱了不少日子。這裡多了個「蹉跎」，多了個「費勁」，多了一聲「嗚呼」。）
我是四○年代開始寫小說的。以後是一段空白。六○年代初發表過三篇小說。到了八○年代又重操舊業，而且一發而不可收，發表小說的數量不少。這個現象有點奇怪。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汪曾祺文集自序》，一九九三年。
這是九三年了。雖提出了問題，也還沒有正面答覆。只說到文學口號，把「為人生」變做「為政治」，「限制了作家的思想」。
評論家、文學史家有的注視這個「中斷」，以為不只是個人遭遇，是幾代作家一起的「中斷」現象。雖分「戴帽子」「不戴帽子」，但都要脫胎換骨，走上規定的道路。從此有的「斷」在那裡再也回不來。或是身體回來了，思維卻僵在那裡。或是僵倒不算僵，才華可是磨滅了。有以為像汪曾祺那樣既早熟又晚成的，「中斷」更有「典型」意義。史家嘆道，可惜「炒作者多多，研究者寥寥」。）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隨遇而安》，一九九一年作。這裡摘引的是開頭幾句。後邊敘述經過，幾無淒楚之詞，亦無憤懣之聲，倒落筆在下放勞動中，深入底層，接觸民情的多種情趣。有幾句解題的話──）
╳╳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麼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得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接著說「受過傷的心」，「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
曾祺在「七十書懷」詩中，有一聯是「書畫蕭蕭餘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多次「自序」中，說到「中斷」，淡得差不多「淡出」了。但別人把個「淡」字說他，往往又回道：「把我說得不食人間琗火似的。」他也確有提刀四顧，破口叫陣的時候。我以為「淡」與「不淡」，都是實情。只怪他自己筆下講究「沉澱」，排除「浮躁」。這篇文章的最後兩句是：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淡呢不淡？再如逆來順受的苦澀，隨遇而安的輕鬆，等等，都是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各自的氣質相關。但「客觀現實」只有一個，這就有了比較，比如距離現實的較遠或較近。
汪曾祺辭世，高郵縣文聯和親屬晚輩到北京來弔唁，有兩個青年問我幾句話，當時不及考慮也不便細答。過後想來，連家鄉人也只知「晚成」不大了解「中斷」，無視「早熟」。
評論家研究家也有的只知八喩年《受戒》一發表，受到「歡迎」和「讚譽」。八一年發表了《異秉》，更加令人「擴展」「視野」，「開拓」「思路」，「了解」「傳統」。
不知七九當年「乍暖還寒」，還有匯報「思想新動向」的會議，過來人都知道這種匯報念的是什麼咒。有個單位把寫「小和尚談戀愛」的小說，當作動向例舉出來。「北京文學」負責人靈機一動，要過來看看，《受戒》這才出世。《異秉》由我介紹給南京《雨花》新任主編葉至誠、高曉聲，說是江蘇作家寫的江蘇事情。他們兩位十分欣賞，卻不知道江蘇有這麼個作家，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聲，要我找機會引見。過了三幾個月，未見發表出來，一問，原來編輯部裡通不過。理由是如果發表這個稿子，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好發了。這意思不是離發表水平差一點，而是根本不是小說。後來還是主編作主發出去，高曉聲破例寫了個「編者按」，預言這篇小說的意義。汪曾祺看了「編者按」說：慢行。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文論結集「晚翠文談」，先應約交給北京出版社。竟又通不過。責任編輯捨不得也不好意思退稿，走來和我商量，眼睛都紅了。我說交給我，略加整理，添了兩篇新作，介紹到浙江出版社。出書已經是八八年了。八十年代末還有這種情況。「中斷」絕不是空白，「晚成」也不是立地成佛。「為『文』臨民者，可不慎乎。」可不設想如若不發生幾代人一起的「中斷」，精神領域會是什麼樣子。）
三十多年來，我和文學保持一個若即若離的關係，有時甚至完全隔絕，這也有好處。我可以比較貼近地觀察生活，又從一個較遠的距離外思索生活。我當時沒有寫東西，不需要趕任務，雖然也受錯誤路線的制約，但總還是比較自在，比較輕鬆的，我當然也受到占統治地位的帶有庸俗社會學色彩的文藝思想的左右，但是並不「應時當令」，較易擺脫，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彎路。文藝思想一解放，我年輕時讀過的，受過影響的，解放後被別人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心裡復蘇了。或比照現在的說法，我對這些作品較易「認同」。我從弄文學以來，所走的路，雖然也有些曲折，但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
（《晚翠文談自序》，一九八六年。
「三十多年來」「也有好處」，「總還是」「比較輕鬆」，還「比較自在」了。因為「並不」「應時當令」。怎麼身不由己的「樣板戲」遭遇，「應時當令」之極，也「淡出」了。連同一旦「由己」，否定「三突出」的徹底之至，也忽略了。
也許「心平氣和」是作家的難得的「氣質」，但研究家卻要面對絕不平和的現實，如先哲說的「一個也不寬恕」。)
我沒有對失去的時間感到痛惜。我知道，即使我有那麼多時間，我也寫不出多少作品，寫不出大作品，寫不出有份量、有氣魄、雄辯、華麗的論文。這是我的氣質所決定的。一個人的氣質：不管是由先天或後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人要有一點自知。我的氣質，大概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品作家。我寫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畫畫，一個冊頁、一個小條幅，我還可以對付；給我一張丈二匹，我就毫無辦法。
（《晚翠文談》自序，一九八六年。
曾祺多次給自己「定位」，每次「定」的「位」都差不多。這次在八十年代後期，是晚年，可以有所「定論」了。曾祺是少有的、畢生專攻短篇的作家。早在四十年代，才二十六七歲的時候，好像就有了「自知之明」。一九四七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的本質」中，先說長篇小說：
從來也沒有一個音樂家想寫一個連續演奏十小時以上的樂章吧，（讀戰爭與和平一遍需要多少時間？）而我們的小說家，想做不可能的事。看他們把一厚冊一厚冊的原稿銷毀，一次一次的重寫，我寒心那是多苦的事……
接著說短篇，出來一組警句：
一個短篇小說，是一種思索方式，一種情感形態，是人類智慧的一種模樣。
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抗日時期，在西南聯大開課講短篇小說中間，從「官面價值」「市面價值」分析出來短篇「無出路」。就因「無出路」，寫短篇和長篇中篇作家不一樣了，只能貼近藝術，獻身藝術。汪曾祺順著這條思路，以年輕的嗓音呼喚新的藝術。)
我們設想將來有一種新藝術，能夠包融一切，但不復是一切本來形象，又與電影全然不同的，那東西的名字是短篇小說。這不知甚麼時候才辦得到，也許永遠辦不到。至少我們希望短篇小說能夠吸收詩、戲劇、散文一切長處，而仍然是一個它應當是的東西、一個短篇小說。
（那麼給自己「定位」，除了「氣質」，還應當包含「思索」。雖是「小品」，卻有「大義」，那麼年輕時候，就有了貫穿終生的「自知」？可不可以設想這早早的「自知」之明，在「蹉跎斷續」的一生中，其實也起了「自律」作用。早年就生心寫個小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醞釀到「只寫三件事」，成熟到「只寫三個場面」。直到「七十述懷」，「假我十年固粥飯」，要做的幾件事中，有一件是「漢武帝」。七十七喜壽，也還沒有動手。「自知」呢？「自律」呢？無論什麼都是可惜的事情。新近的紀念文章中，多由衷的讚揚，不去「定」不「定位」。也有少數論者，大致和他的「自我定位」相似。也有從文學史的角度，認為是「斷而復續」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聯結點」、「一個歷史複雜關係的象徵」。
汪曾祺生前，大約只有過一次作品討論會。那是一九八七年，「北京文學」承辦，由我主持，規模不大，報刊上的反應平平。但有幾個外國朋友聞訊要求參加，臨時來不及辦手續，未成。會上很有學術氣氛，有的論點經久越見影響。比如北大的幾位年輕學者。「定」了個「位」，大意是士大夫文化薰陶出來的最後一位作家。
當時評論界有另外一句話，大意是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位三十年代作家。字面上好像彷彿、實際貶意居多。汪曾祺為討論會準備了一個發言，是他晚年一貫的文學主張。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
我也曾經接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包括「意識流」的作品的影響，就是現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國文學影響的蛛絲馬跡。但是，總的來說，我還是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這種現實主義是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這種民族傳統是對外來文化的精華兼收並蓄的民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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