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期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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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是溫柔的月份
許悔之
【閱讀女人】膚淺美學

粉底形上學

張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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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瀾
【特載】 莎士比亞在台北
從《哈姆雷特》中一位簡單的角色說起
童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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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與不解釋──從《哈姆雷特》中一位簡單的角色說起
◎童偉格
 

 聰明人通常好說聰明話。如果說聰明話時,能得一魯鈍的傢伙在旁邊哼哈應答,那就更痛快了,因為這時,人與話兩面靈光,「聰明」的程度,以平方數成長。在《哈姆雷特》(Hamlet)中,御前大臣波洛紐斯(Polonius),大約就是扮演這樣一位,令哈姆雷特王子「以平方數成長」的角色。
 他真的很想幫忙。
 當他送他的兒子萊阿提斯(Laertes)出國,像每位自負「我吃鹽多過你吃飯」的父親那樣,諄諄告誡萊阿提斯一些諸如「不要借錢給朋友,不然你會同時失去錢和朋友」等等做人的道理時,他並不知道,這是他和他的兒子,最後一次見面了。的確,他並不知道,就在兩個月又幾天後(季節頂多只來得及變化一次吧),他這位會派密探打聽兒子在外行止的父親,這位要國王相信他、「不然我頭給你」的寵臣,這位把自己女兒比喻成牲口、要把她偷偷「放」出去與王子私會的猥瑣老頭,會被哈姆雷特(誤)認作老鼠,一劍刺死。
 死前,他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喔,我被殺了。」(O, I am slain.)
 這道道地地,是句廢話。
 恐怕,也是人類所能想出的,最沒有涵義的一句遺言了。
 我們很難相信,他真的在年輕時演過戲、還扮過凱撒大帝。的確,我們並不知道,像波洛紐斯這樣一個人,是經歷了什麼樣的歷程,一日過了一日,才成為他在生命中最後兩個月又幾天裡所呈現的樣子,我們只能確定,環顧整部《哈姆雷特》,除去功能性的配角不算,他該是活得最沒有心理負擔的角色──恐怕,也就是最淺顯易懂的一個角色了。
 一個淺顯的邏輯是:心理負擔關連著角色深度。環顧整部《哈姆雷特》,死難不斷,這些死難在別的角色身上落下大大小小的負擔,其中,以哈姆雷特最為慘烈──因為每個人的死或死去的每個人,全都跟他有關,他像是是關係網上,每條線都會通過的那個結。
 另一個淺顯的邏輯是:因為複雜、深刻,所以傾向多解。認為「莎士比亞」(Shakespeare)譯作「蕭思璧」更妥的胡適,將哈姆雷特性格上「延宕」的特點,解作「王子溫柔,寬仁長者」,不妄動的脾性使然(注1),西方以為的缺點在此時成了東方認知的優點,「哈姆雷特」這個名稱換了內容,大約變得比較容易理解、容易親近些。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則將帝俄時代「最複雜又最隱密的統治者」,沙皇亞歷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喻作「戴著皇冠的哈姆雷特」(注2),這是將「哈姆雷特」這個名稱作為一個範圍,涵蓋住那些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親近的質地,似乎,已經涵蓋住了的,我們就無需再進一步作解釋了。
 以上的兩個例子,因為置換程序的不同,很像是對比,其實,當置換程序完成了、置換後的成品凝結住了,無論是因為想解釋還是不想解釋才置換的,我們從比較高的地方遠遠望去,會發現,那其實是同一回事,那總而言之,變成了某種(原)名與(現)實間有差距的景觀──意義已經跑「開」了。
 在《哈姆雷特》文本中,我們首先就會發現,哈姆雷特和我們熟悉中「王子」的樣子,很有差距,明顯的例子是,哈姆雷特事實上在全劇,只有一次在言語中用「我們」(the royal plural)代替「我」,明白表示他是以「王子」的身分在講話,其他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他是個「朋友」、是個「瘋子」、是個「流浪漢」、是個「復仇者」,等等等等。
 把「」裡面典型上會涵蓋的意義,偷偷加進一些不純粹的質素,到了後來,我們不得不用另一個「」來涵蓋這個混合的意義,然後,我們再偷偷加進一些別的不純粹的質素,如此反覆……,莎士比亞該是位嫻熟於此種技藝的詩人,此種技藝,埋藏著比「譬喻」或「象徵」更恐怖的力量,因為它有可能造成言語的流動,在文本上造出結構。這項技藝的特質,很貼近哈洛˙卜倫(Harold Bloom)以其所謂的「波赫士之風的詞彙」,為莎士比亞所作的詮釋那樣──「(他)誰也不是,誰也都是,什麼都不是,什麼也都是」(注3)。
 通常,愈核心的東西,我們會希望它定義愈清晰愈好,因為這樣會令人感到比較安全,但最後,卜倫卻還是選擇以上述方式,來界定他心目中的「西方正典核心」,莎士比亞。
 解釋清楚,我們會感到比較安全。除非,這件事是某種「禁忌」,不解釋,我們反而感到更安全──例如「想死」這樣的主題。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確實想過要自殺,哈姆雷特忠實的朋友霍拉提歐(Horatio),在全劇結尾幾乎自殺,但為哈姆雷特所擋下,至於奧菲麗亞(Ophelia),則「可能」真的自殺成功了。霍拉提歐自殺前,只簡短喊了句:「我這丹麥人寧可作古羅馬人。」(I am more an antique Roman than a Dane.),因為丹麥信奉基督教,教徒不可自殺。奧菲麗亞死後,替她掘墓的人,也因為她的實際死因並不清楚,而討論起該不該按基督教儀式葬她。似乎,莎士比亞是要將「想死」這個問題,放在宗教禁忌中,這樣,彼時的觀眾就接收到這個焦慮了──這問題雖然不能解釋,但是它被涵蓋住了的,縱使它並沒有因此顯得更清楚,但它已經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了。
 只有哈姆雷特這個角色,比較詳盡地訴說了這個焦慮。在那著名的「活好,還是死好」(To be, or not to be……)的大段獨白中,他嘗試解釋:他怕「自殺」。但,他也不是真的怕「自殺」,他其實是怕「死了」。但,他也不是真的怕「死了」,他其實是怕「熟睡了」。但,他也不是真的怕「熟睡了」,他其實是怕「會作夢」。接著,像是倒轉時鐘一樣,他把整個過程翻轉回來──對,就是因為怕「會作夢」,人們才不敢勇敢地去「自殺」。這個一切建立在虛構中前進的過程,確實造成了某種說服力。不過,有趣的是,我們不太能夠輕易分辨,在莎士比亞所造的言語流動中,他究竟是解釋了?還是其實根本沒解釋?
 也許,這個虛構的流程本身,是有可能抵拒像是「解釋了?沒解釋?解釋過多?解釋太少?」這類沒完沒了的問題的。
 這真是件怪事,不過,莎士比亞的詩,就這樣發生了。
如果我們從這裡倒撥時鐘,回去看波洛紐斯,我們看見他正躺在王后寢宮的地板上,殘留最後一口氣,掙出最後一句話,他說:「喔,我被殺了。」我們會發現,他真的很想幫忙,他恐怕是以一句話,就解釋完《哈姆雷特》中,大多數角色們的遭遇了。
 只是,雖然我們已經這樣想了,還是很難改變這是一句廢話的事實。

◆注釋
1.胡適著,李敖編,〈在康南耳大學文學院的日記〉,《胡適選集》(第四卷),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
2.段昌國著,《俄國史》,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3.哈洛•倫(Harold Bloom)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上集),台北:立緒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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