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兒》：「另類」超過了「正統」

世紀末不能承受之重

詩在掌中戲中的運用

書窗偶拾

　第十五、十六卷 169-192期

　《聯合文學》十五、十六卷，時間從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跨到兩千年十月。
　面臨即將而至的二○○○年，我們的思考向度，開始變成：過去一千年的人類如何如何，未來一千年人類又該如何如何，歷史定位的問題，使命感的問題，讓作為一份在台灣具優良傳統的文學雜誌，不斷反省回顧，不斷邁步前瞻，該製作什麼專題？扮演什麼角色？所有的討論，都圍繞在這巨大千禧年的命題氛圍中。文學變得如此沉重。
　苦惱的是，那時剛剛全面電腦化，一向高度手工作業的編輯差事面臨巨變。文字編輯、美術編輯、印刷製版，都靠著電腦相互連線，我們不必再一篇一篇標示圈點，只要一個按鍵，電腦都會，電腦都懂，電腦一下子全部改了過來。但是電腦太聰明了，也往往把不必改的一起改了，動一動甲，乙就全自動跟進。就在不同軟體設計、相容不相容之中常常錯誤百出。成天，我們緊盯著電腦螢幕，還事倍功半。那真是一段不算短的適應期和實驗期。就像一向習慣一筆一畫手寫的作家突然開始學習輸入法，開始用電腦寫稿。有時腦袋一片空白。
　不斷發生「電腦跳字」的烏龍事件。找工程師來對質，總是無頭公案又添一樁。
　有一期忙到很晚，雜誌終要付梓，我放心收工回家。未料到半夜，還在工廠盯稿的當時印務組長王傳奇打電話到我家，語氣慌張的說，好幾頁字跳掉了，排得很不整齊，空格一堆，問我要不要趕過來看看，電話中我們核對了頁數，原來他講的文章是王文興教授《背海的人》下篇。（1999年1月《聯合文學》171期）虛驚一場。
　「那是作者的特殊寫法！」半夜被吵醒的我沒好氣的回應。
　那伴隨世紀末而來的電腦恐懼症，讓作為編輯的我，似乎應付電腦狀況所耗掉的精神，超過了對文學的癡迷和喜愛。一九九九年，我經診斷得了飛蚊症，總覺得跟可恨的電腦跳字有關。
　一九九九年，更慘的事在後頭。
　突如其來百年災變九二一！一剎時，整個社會都亂了方寸，慌了手腳。翌日我來到滿目瘡痍的辦公室收拾殘局。即便無心工作，雜誌還是得照出，時間迫在眉梢了，以數楨新聞圖片，再加上文學的圖說註腳，呈現九二一面貌。負責美術的周玉卿臨時換了一幅顧世勇作品「新台灣狼」作為封面，很能表現當時面對災變那種浮動、但也堅韌的台灣形象。這場災難，讓一向安居樂業、生活富庶的台灣受到劇烈撼動。各種災情報導，啃噬著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成了台灣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因為限電措施，每天停電七小時，印刷廠進度備受影響，雜誌史無前例整整慢了一星期出刊，異常疲憊。出刊後，接獲發行人張寶琴女士電話，她讀到當期編輯室報告，我引用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裔作家埃利•威塞爾的話。（1999年10月《聯合文學》180期）她說在美國曾聆聽威塞爾演講，對於猶太民族流離失所的歷史印象深刻，她認為從苦難中產生的文學最能表現人性真實深刻的面貌。發行人的來電讓編輯部受到鼓舞，我想起，當時心裡有一個期望，希望能走訪災區策劃專題，在《聯合文學》中持續呈現最寫實的報導，以文學棉薄之力，記載並反省這重大災變發生的意義。可惜後來，我也像一般人一樣在俗務繁忙中逐漸淡忘了，直到離開《聯合文學》，才第一次有機會走訪災區。這是至今感到遺憾的。
　二○○○年春天，在一片混亂的選舉聲浪中，我們決定回歸文學精純的質素。製作「閱讀波特萊爾」（2000年3月《聯合文學》185期）。我記得，和當時編輯蔡逸君驅車到陽明山，造訪胡品清教授，這位早年旅法，譯出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的女詩人已年過八十，詩人熱情洋溢、侃侃而談。空氣中都變得十分波特萊爾！
　下山時，蔡逸君說：真是不可思議，我們都還沒出生的時候，胡品清老師就去了巴黎，還譯了波特萊爾！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吧！
　我大學曾修過胡老師開的「詩」。胡老師教我時已七十歲，她來上課還喜歡戴墨鏡穿迷你裙，引來我們這些不肖學生竊竊私語。事隔十多年，我上山拜訪她，聽她談波特萊爾，深深感受到這位浪漫女詩人一向充滿無畏的美麗和孤絕，那一刻，文學流盪在我內心的璀璨和豐實，如同陽明山花開得奪目絢爛。
　二○○○年三月，台灣熬過了總統選舉，首次政黨輪替了。社會上瀰漫著奇特的口水戰，聲嘶力竭。一日，當時的總編輯初安民突然從辦公室走出來，皺眉搖頭嘆道：「雜誌賣得真差！」啊，說的也是，此時此刻誰來讀文學？
　二○○○年七月，《聯合文學》改版，變成橫排。
　我讀完了古巴國父何西•馬帝若干作品，和當時任教於輔仁大學的張淑英教授相約在夏日午後，討論關於製作何西•馬帝專輯。我決定搭299路公車前往，從「聯合報」一路晃到「輔仁大學」，越過了整個台北市，經過三重，再到新莊，我好幾年沒搭過公車，車窗外的景觀不斷轉換著，睡去一回又醒過來，時光悠長，艷陽高照，竟感覺到公車裡漫漶著一股濃濃的雪茄味道。恍然以為這是一趟古巴之旅。
　那回和張教授相談甚歡，何西•馬帝的政治與文學生命，和傳奇古巴的歷史相互輝映，至今仍讓我十分著迷。
　改版當期，陳映真以兩萬多字的長篇大論回應陳芳明在聯文刊載的〈台灣新文學史〉（2000年7月《聯合文學》189期），引起了熱烈迴響，多次探討台灣文學史的相關會議上，都引述了兩人的文章，並提出看法。論戰甚至延燒到對岸，也引起大陸治台灣文學史學者的高度關注。年輕時，讀陳映真的《山路》、《趙南棟》等，他的小說敘述的時代性與表達人類內心的情感，都有不可言喻的巨大魅力，趁這回論戰，我向陳映真邀約小說稿，得到首肯。我們的約定是：沒有時限，但一定得交！此後，每隔一陣時日，我如期電話問候，那端陳映真一聽到我的聲音就會立刻先說：「周小姐真抱歉，我還沒寫好。」我鍥而不捨的騷擾持續了一年，終於接獲陳映真的中篇〈忠孝公園〉。大師出手果然不同凡響，我以為〈忠孝公園〉是台灣近年來小說創作的成績當中，難得的鏗鏘之作。陳映真說，若不是我長期耐心催促，這篇小說恐無法寫就。這是我編輯生涯中頗感得意的事之一。
　一九九九年六月，「文學與我」專欄刊出我採訪英業達集團溫世仁先生談文學。那次預定採訪的時間是四十分鐘，我卻和溫先生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一聊兩個多小時，他問起我，關於寫作的種種，問得十分深入，像一位專業的文學採訪者，讓我一時感到角色錯置，我成了被訪者，而他是採訪者。他說他最大的願望是寫小說，希望有一天能如願以償。溫先生題贈了幾本著作給我，並送我到電梯口，毫無大企業家的架子，言談之間，充分流露出對文化人的敬重。很多企業家參與文化活動，有的是附庸風雅，有的為打造企業形象，而溫先生是真的喜歡，並深信文化有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驚聞溫先生辭世時，我內心有說不出的不捨和悵惘。
　二○○○年五月，《聯合文學》大篇幅刊載黃國峻中篇小說〈度外〉，文壇注意到了這顆閃亮的彗星。文末附一篇專訪，他說，「我只是在石頭上跳舞，」國峻笑容靦腆，每來辦公室會客氣喊我一聲「周主編」，來信亦如此。直到有一回在國峻家聽他彈鋼琴。我一時技癢彈了幾支古典曲目，國峻和我不同，我從小習琴，師法傳統，得過制式比賽大獎；國峻自修彈了一些爵士，他手指修長，觸鍵時頗有張力，像蜘蛛努力在結網，不十分流暢，但是節奏掌握和情感表現極為獨特，看似隨興不羈，內裡像越繃越緊的弦，彷如走鋼索、下險棋，緊張精采，爵士被他彈成如此這般，一如他畫畫寫作的風格。我們竟因鋼琴聊了開來，我說「你還是在石頭上跳舞」，他依舊笑得靦腆。那以後他開始叫我「昭翡姊」。他走前一天，我們在郭強生導的戲上遇見，他過來跟我招呼，問起我離職後的日子。他說，這樣很好，妳會有時間多做自己喜歡的事，比如彈琴。國峻這樣細膩，那時的我確有許多時間窩在家彈琴。我想，國峻這樣與眾不同，所以做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十五、十六這兩卷，登了多篇袁哲生的小說。從作品中可以看出這位五年級傑出小說家風格的丕變。我讀到〈密封罐子〉（1999年1月《聯合文學》171期）時打電話給他，我說我不喜歡這篇！這樣文字溫柔，可是冷靜殘忍！我讀到〈天頂的父〉（2000年4月《聯合文學》186期）時打電話給他，我說我喜歡這篇，有一點搞笑的，人生歡快些！哲生說他在嘗試別的路子，希望人生歡快些。我大三時認識哲生，我們都在陽明山讀書，有一回一起去吃士林夜市，我們都寫了點東西，我問哲生：「以後你會繼續寫小說嗎？」哲生說：「以後的事我哪知道！」我則斬釘截鐵說，我要繼續寫小說。離開學校沒多久，我很快就不寫小說了，過了多年卻開始讀到哲生的小說，一篇又一篇，越寫越好，每每有驚嘆。我回想起最後幾次和哲生聊天，一次是他得知我要離開職場，他說：「總要有個目標吧！別休息太久。如果妳想要找工作的話，看想找什麼樣的工作，我幫妳注意。」我總覺得，這樣的友誼，真實、恬淡而深遠。那晚聽聞哲生離開，一夜輾轉不能眠。想起他有一次教我怎樣捲菸草，還示範了好幾次，我深夜起身捲菸抽菸，一邊翻讀他的小說。想到哲生跟我說「要有目標」那樣的話，只不過去年的事，小說家自己呢？
　哲生的告別式我想了很久不敢去，也許很真實的人生該當如此，可我不願面對這沉重殘忍的結局。
　南方朔的「文學願景」，舒國治的「浮游地圖」，蔣勳的「寫給Ly's M-1999」、「少年台灣系列」，王壽來的「拾藝錄」，趙毅衡的「文人軼事」，東年「我是這樣說的」，張大春「小說稗類」，廖咸浩「愛在世紀將末時」等，都是這兩卷持續或新推出的專欄。
　我從三十三歲到三十八歲任職於《聯合文學》，一共五年。那歲月，如流金閃爍。編輯這門技藝的學習，一如工匠，精心專注成就一件工藝品，需要千錘百鍊，有不能承受之重，但是至少，我學到了作為工匠的謙卑。因為浸淫在文字中，那細緻的美學品味，生命被更豐富、更高度的開發了，變得如此飽滿、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