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涼山莊》：司法小說的經典

農民文學之美：讀鍾理和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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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每次在課堂上、在演講場上，向學子或聽眾介紹鍾理和的文學，總會湧起特別感慨的心情，尤其講述到〈貧賤夫妻〉這篇自傳性小說，以及〈小岡〉、〈野茫茫〉這二篇追思次子立民不幸夭折的作品，往往忍抑不住感傷而哽咽，必需調整情緒才能繼續講下去。
　鍾理和的命運，果真從「天不允許」的同姓婚姻開始，終其一生便受著嚴酷的「詛咒」？二十六歲那年（西元1940）帶領平妹「私奔」，顛沛流離，輾轉各地，備嘗他鄉人求生不易的辛酸；至「台灣光復」，一九四六年返台，應聘到內埔初中擔任代用國文教師，不料只教了半年，過了半年較安穩的日子，即因肺疾去職，並因日益惡化長期診療，本身既無能力從事經濟生產，又背負龐大醫療費用，由平妹獨撐家計，做為「一個還有點自尊心的男子」，必需強忍多大的悲鬱，實在難以想像。
　以至長子鐵民因跌倒（或說蛀骨癆）而成駝背，四年後最大寄望的次子因貧困疏於醫療照顧而夭折，將鍾理和一直努力要向人證明他們的婚姻合理性，也是受上天祝福的願望，徹底摧毀，〈野茫茫〉就是「被奪去一切的絕望者椎心的悲訴」。
　其實鍾理和的遭遇，不能歸咎同姓之婚，也不是特例，而是那個年代頗為普遍的悲劇。在我的成長經驗中，就有不少隔壁鄰居農村家庭，家中支柱一旦病倒（多半是積勞成疾），全家大小必然陷入生活窘困，賣田賣女兒所在多有。是五○、六○年代黑白片台語電影常見的劇情，非常寫實。
我的感慨與感傷，不只來自於鍾理和令人鼻酸唏噓的多重磨難，同時來自於鍾理和坎坷的文學際遇。
　鍾理和一生矢志寫作，不論生活如何困苦，痼疾如何折磨，命運如何打擊，他始終不放棄，然而他抱病孜孜矻矻真正是嘔心瀝血的創作，受到怎樣對待？
　依據前衛版鍾理和集生平寫作年表得知，從一九四六年返台，創作不輟，每年持續完成多篇作品，數量不少，卻均「未發表」，就如鍾肇政所言是「退稿專家」。一九五四年才在《野風》雜誌發表第一篇作品，而這一篇竟是追思次子夭亡的〈野茫茫〉。何其傷痛的代價。
　一九五六年《笠山農場》榮獲「中華文藝」長篇小說第二獎，卻無人願意出版。不過，或許是得獎連帶而來的因緣，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間，鍾理和作品終於有機會陸續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然則這時已是他的生命盡頭，而於一九六○年咯血稿紙，慨然辭世。
　近日看到「重現王尚義失落的文學記憶」出版報導，有一家出版社將重新出版王尚義七本書，不禁引起我的聯想，將王尚義和鍾理和做一比較。
　王尚義一九六三年因病去世，時年僅二十六歲，剛念完台大醫學院，留下不少文稿，「震撼」了整個文壇（咸認天妒英才，無比惋惜）；他的作品集（包括日記、短簡）隨即一本一本出版，而且都一版再版，可用掀起一陣「狂流」（王尚義小說）來形容，這股狂流奔騰多年才逐漸退潮，但已「深入民心」，社會知識人幾乎無人不知曉其人其事。
　相較之下，鍾理和一九六○年貧病交迫，喀血去世，只有二、三篇悼念文。幾位文友為紀念這位倒在咯血稿紙上的筆耕者，分頭募款，合力為他出版了在台灣的第一本書──小說集《雨》，銷售所得再出版《笠山農場》。這二書出版，只有年底一篇陳映真的〈評介《雨》〉，此外沒有任何回響，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出現一些評介文章。
　在他逝世十週年的時候，大行出版社出版了一冊《鍾理和短篇小說集》；又隔六年，一九七六年，張良澤編輯出版《故鄉》小說集，這年年底，遠行出版社出版了《鍾理和全集》」八冊，主要作品才能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出現在台灣文壇。距離去世整整過了十六年。
　回顧如此艱苦的出版歷程，顯示了鍾理和文學，若非所謂的鄉土意識的掘起，有心人士的努力，很可能就淹沒在主流市場的滔滔狂流，悄悄消失。儘管如此，鍾理和文學畢竟還是小眾文學吧。
　我絕對無意抑某揚某，更無意否定王尚義的文學現象所代表的時代意義，我只想提問：是什麼因素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別？文學成就嗎？作品價值嗎？還是台北「主流媒體」影響、操縱下的文化氛圍？
　若說王尚義文學堪稱當時台灣苦悶青年的心聲，姑且不論他代表了那一階層那些青年的苦悶；鍾理和多數作品，更是具體描述了五○年代前後台灣廣大農村、廣大農民的生活樣貌和情感。
　誠如評論家彭瑞金所言：鍾理和略具傳奇色彩的身世，往往遮蓋了人們看顧他心靈的眼睛。事實上，鍾理和並不需要以他人生的「窮困」來磨礪他的文學彩石。
　不只是具有傳奇色彩的身世，還有民族認同的爭議，確實佔去一般人認識鍾理和的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在講述鍾理和文學時，也常陷溺在感傷情境，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深入欣賞。
　應該回歸文學本質來看待鍾理和才公允。尤其是鍾理和的農民文學。
　鍾理和一生的作品，和他的生活經驗緊密結合，如實表現，脈絡清楚可循，絕不刻意探索什麼偉大或流行主題。他的農民文學系列作品，正是他一生中最主要最豐富的生活經驗總體呈現。
　雖然他並非真正農夫，因病體弱不能下田勞動，但他從小成長於農村環境，青年時期在其父經營的農場幫忙管理；從中國返台以迄去世十多年間，除了住醫院療養、短期教書之外，一直定居在農場，妻子平妹也是不折不扣的農婦，因此，見識過各種階段的農人、農事，且和他們保持極親密的連繫、交往。更重要的是，他既具備知識人的觀察力，又融入農民的生活之中，對農民和土地深藏濃厚誠摯的情感，才能醞釀出一篇一篇動人的土地之歌。
　一般文學談論中，常有一種都會流行觀點，形成既定印象：即凡是作品冠上「鄉土」或「農村」，便很輕易和「粗糙」、「偏狹」、「淺俗」劃上等號。這是何其粗糙、偏狹、淺俗的論斷，至少，對鍾理和作品而言，絕對是偏頗扭曲之見。
　鍾理和文學孕育自土地，取材自農村、農民，他的筆觸自然而然如土地般厚實、如農村的平淡、如農民的樸質。的確，土地從來不喧囂、不炫奇、不炫麗，因此，農民文學也和土地一樣，彷彿少了光彩耀眼的魅力。以農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也和不顯眼的農民形象一般，被視為欠缺才華。
　然而鍾理和純熟運用了「優美敘述的文字能力」（引自應鳳凰之語）──優美、乾淨、簡潔不含混的文字，仔細刻劃、描繪，真實記錄了台灣山林原野、農村景色之美、鄉野情趣、大地兒女的歌聲、農民在土地上生活的故事。厚實中蘊藏著無比豐潤，平淡中流露出深刻的感受，樸質中賦予極為細膩的描寫風格。這正是鍾理和文學最大特質，默默散發平實之美，歷久而彌新。
　台灣文學創作版圖，留有太多空白，若是缺了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更是無從彌補的大缺憾。我常說紀念優秀作家的最佳方式，莫過於沉靜閱讀其作品。那麼，且讓我們「忘卻」鍾理和的不幸遭遇，直接進入他優美的文學心靈，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