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涼山莊》：司法小說的經典

農民文學之美：讀鍾理和一些感想

不論是神聖的宗教，或是快樂的遊戲

來一片巴頓芬克：電影裡的作家

　第十八卷 205-216期

　那時我在台南鄉下一個叫做西港的地方念高中。分明是九○年代初了，週遭卻還彷彿還停留在從前的農業社會。那麼純樸卻也封閉的氛圍裡，我們都是那樣的，在大小考試的空檔，在塞滿英文單字與數學公式的腦海縫隙間，偷偷流傳著劉德華、周慧敏和草蜢隊的新專輯，想盡辦法將那些自以為很fashion如今想起來台客不已的穿衣法偷渡到我們的制服上……。我們都是那樣，藉著這些片片斷斷的事物，穿越窗外無聊的田野，眺望遠方──城市，以及我們的未來。我們那樣望著，很認真地，以為當命定的大考一過，我們就要出發，到達。
　都是那樣的，若要說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那麼，我將囁嚅著不好意思地承認──那時我已是個喜愛，並且嚮往文學的，所謂「文藝少年」了（總有一天，我們會因為曾經是那樣的而尷尬、窘迫不已罷？）。我的眺望裡，因此還懵懂地多了一抹自己由「文藝少年」蛻變成「作家」，舉手投足的身影（好像更小的時候在作文簿上寫「我的志願」噢）。但別忘了那是鄉下地方啊，當你腦海裡正勾勒著如維特般的少年形象時，或許他正走著的路上還留有牛糞及其氣味，土裡土氣是一種必要──
　那天，H，堪以文藝少女稱之的班上女同學，從她的書包裡寶愛偶像專輯般的拿出一本雜誌，單看封面，便可斷定那絕非五、六十元一本的《姊妹》或《愛情青紅●》之流。「《聯合文學》！我爸幫我訂的！」H說，一種非常有氣質的炫耀，不吝於分享的，雖然當下我還是不免生出別人的便當裡有雞腿而我的是菜脯那般的階級感慨。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並認識《聯合文學》，以及其中許多值得尊敬、信仰的作品與名字。那同樣是台北來的、讓人大開眼界的事物！《聯合文學》，像城市一樣，讓模糊而遙遠的遠方成為一種具體的存在。
　其後多年，我突然想起這麼一件幾乎要遺忘的往事，那是我為了書寫《聯合文學》將滿二十週年的「美麗時光」而重新展閱第十八卷雜誌之際。我還發現，在共計十二大冊的第十八卷中，我的名字總共出現了三次，分別是兩篇散文（〈工廠大街〉、〈夜飆〉）、一篇座談的記錄整理（郝譽翔、黃國峻、許榮哲的新世代小說家對談）。第十八卷的出刊年月從二○○一年十一月至二○○二年十月，距離我年幼無知的高中時代正好十年。像是作文簿上那麼不可能的志願，卻實現了，然而，喜悅之情卻是淡薄的，因為，遠方的人生其實百感交集。
　〈工廠大街〉發表於第209期名為「新花怒放」的新世代作家專輯之中，與我一起站在表演舞台上的還有五年級早有文名的駱以軍、成英殊、黃錦樹、唐捐、鍾怡雯、鍾文音等，和出生於我前後同屬六年級的黃國峻、徐國能、李欣倫等。在此之後，欣倫和我很快地要出版個人的第一本散文集《藥罐子》與《煙火旅館》，徐國能的《第九味》也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了。十年前各自年幼並相互陌生的人們於此相會，我和其中一些人成為朋友，或者也熟或不熟地相識了。我常自嘲地臆想，這就是所謂文壇嗎？昔時文藝少年夢寐以求的所在？貴氣一點的說法是，拿著我們的才氣來這裡「相交陪」，說得不堪一點的話，則是種種生活中的孤獨、感傷、虛無，甚至病態，在此相濡以沫了（好熱鬧啊）。年齡，或某種內在氣質相近之故，更或者只是一次編輯作業的畫歸類屬，我們將被安貼著類同的標記，成為一個世代，說不定成為歷史（有些年輪已然刻下，譬如黃國峻與袁哲生的消逝）。而《聯合文學》以其載體與聖殿之姿，接納了又一批新浪潮在此興風作浪，開拓書寫的版圖。
　而十年前已經在那裡的名字也都還在，甚至變得更巨大了。葉石濤先生獲得第五屆國家文藝獎，第206期便以他為專題，他以為文學猶如地上之鹽，給了世界與人生滋味，陳芳明亦為文指出，年屆八十的他仍視文學為一未完的工程。彷彿聖者，一生都將行路不輟。207期，簡媜的〈浪子〉是她追尋家族血緣的長篇散文史詩，羅智成則發表其個人視為書寫轉折的〈夢中〉系列五首，都是昔時早早便青年才俊的作家們轉入中年後的力作，企圖更大，純淨與堅持卻一如既往，嗅不出一點中年人憊懶的氣味。211期開始，鄭愁予追索著自己的詩的核心，無論文字的表面或生命的內裡，詩人完整地陳述種種的軌跡，像電影導演費里尼或塔可夫斯基般，總要在電影之外再說點什麼，而我們總不厭其煩，因為好聽的故事可以重複聽上一百遍。還有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詩人沃克特，因九一一遲到整整一年，而終於在得獎後十年到訪，現身在第215期……
　少年的，老成的，初來乍到的，世故的，每個世代的寫作者們在《聯合文學》的舞台上輪番上演，一齣又一齣看似獨角戲，在場景變換和語言陳述之間，卻已經隱藏各種對話的張力。編輯檯有時也親自加料，請作者出馬，現身說法，一對一，雙人舞般交纏又分離，共識或者差異，傳承或是革命，時代的遷演時常讓人的存在顯得荒謬、格格不入，但堅持的姿勢有時也格外動人。簡媜在第210期與羅智成的對談中如是說：「……我們這一代算是比較世故的，我們下一代比我們又更世故。我們雖然對文字深情，但還有一個距離，可是上一代卻是在其中安心立命，彷彿宗教。他們一旦在文學裡，就變成可愛的靈魂，可以拋棄怨懟，表達憧憬，有一種迷人的力量。」在後來的多元時代中，文學似乎衰頹且潰敗了，原該少年的過早地變得世故，而不斷在老去的卻因堅持而顯出純真。
　稍後在214期登場的是新世代小說家黃國峻和許榮哲的對談。許榮哲大膽宣告：「文學對我而言並不具有神聖性，我只是從書寫、虛構的過程中得到我自己想要的快樂，我沒有包袱，也不多想未來……」榮哲的說法可能來自於發達資本主義時代以來卡爾維諾、波赫士、昆德拉等人文學觀給後現代文藝青年的啟迪（那種普遍張貼於我們身上的標記），也可能受到駱以軍以降將卑賤物事帶入小說劇場的影響，代表著又一代的文學主張和潮流。那麼，我不禁想像，若將簡媜和許榮哲放在一起對談，又會是如何的光景呢？會是手榴彈與硝煙齊飛，地雷處處嗎？所幸那應當不會發生，而答案就在榮哲接下來的說法裡。「……但這個得到快樂的過程中會產生質變，除了快樂，裡頭的確還藏了別的東西，就是發現自我，那些從腦海中搜尋出記憶片段，加以重組的歷程，確實就是發現自我……這些，便是意外的收獲了。」我推理著兩代寫作人對寫作意義的詮釋，在矛盾與扞格的表面之下，我發現，不論是安心立命，或者發現自我，姿態、演技容或不同，但藉著文學追尋自我的本質卻還是彼此微笑握手的。
　然而，面對更多已然繳交出世代經典的前輩們，初識身手的我輩們即便雄心壯志，仍得蛛絲馬跡，偵探般不斷地向自己追問吧，畢竟更嚴厲的指教還有如楊照在205期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裡所說：「在華文寫作的領域中，目前台灣的語言文字能力，是最薄弱的……許多台灣新人作品，展現著毫不自大的掩飾與自以為是。把寫小說當作一時興起、埋頭就幹的簡單事，把寫小說當作可以只憑情緒只靠才氣的便宜勾當……」這讓我想起一年多後更重量級的前輩陳映真在評審另一文學獎時的感慨：我們的新世代都只能寫出不斷喃喃自語著的作品嗎？面對質疑，我恆常感到惶惑，不是沒有自信，而是必須了解我和前面的寫作者們究竟有什麼不同？我所面對的現代性經驗又是什麼？我們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和文字，乃至於鍛鍊出風格？寫作的意義？
　我嘗試著向自己回答，我發現，無論如何，那都和十七、八歲仍身為文藝少年的我不一樣了，最大的不同或許在於，那時一心想成為什麼，那心志何其素樸篤定，而今或許是那什麼的一點點了，卻反而不斷在疑問中否定，否定之後，再疑問，如此不斷消解的過程或許是我能繼續寫下去的堅持呢。
　如是掩卷，《聯合文學》將要二十週年，而我已然不再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