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妹突然跑回來,坐到我身邊,神祕兮兮地告訴我:「欸,剛剛舞鶴從外面經過哦。」
「舞鶴?」我嚇了一跳:「就在外面?」
「不是啦。」渣妹把我按回座位上:「只是『經過』,人已經走了啦。」
那是一場在冬日的星期天下午舉辦的新書發表網聚,我跑去參加。聚會的主調是KUSO,其間還播放了由某些年輕寫手們犧牲色相演出的搞笑裸露劇。某許姓主持人、高姓主持人和某「發條女」說學逗唱,把場面搞得活色生香。但聚會進行到一半時,原本已經離開的渣妹突然跑回來告訴我這個消息。
「解釋舞鶴」顯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相較之下,若說是「試圖逼近舞鶴」可能更為適切些。然而在我們可見的,舞鶴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之中(我如此說,是因為如舞鶴這般棄絕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者,總不免令人提防著或膽顫著,懷疑他不知何時又會像溫熱的體軀突突自脊樑處被鬼魅的冰涼指掌熨貼上一般,端出何種口味樣式的「餘生」出來),我依舊最為鍾情的還是那個「核心」或「源頭」,那本收錄了如搐跳的殘指斷尾般,最生猛夠力的〈悲傷〉、〈拾骨〉、〈逃兵二哥〉、〈調查:敘述〉等名篇的集子--麥田版《悲傷》或春暉版《拾骨》。
先來談談〈逃兵二哥〉。這大概是舞鶴將其創作之執念表現得較為明白的一篇(不知是否因此而被作者本人視為較失敗者)。二哥一次又一次地逃兵,明著指控的,當然是國家機器與兵役制度對生命之自身所施加之牢籠一般的殘虐。關於此點,至為明顯;坦白說,我也不認為是〈逃兵二哥〉真正動人心魄之處。以我之見,〈逃兵二哥〉的神奇之處在於,於小說行將煞尾之際,敘述者訪視完躲在都市叢林大廈小套房中九個月未出房門半步的二哥之後,突發奇想:能否以自我之肉身「重演」二哥的逃兵生涯,「演練」失蹤;同時自「我」真正失蹤之日起,以我之體軀與二哥交換身分,使二哥以「我」之身分走出小套房,得見「自由」?
當然,此「自由」非彼「自由」。敘述者想像力行,以其思緒過起了流浪漢生涯;睡在寺廟廊道之上,吃供桌上的糕餅水果。如是行之,或終究可予二哥一「想像中的自由」:獵人來敲門,「開了門縫同時獵人正要踹破門的瞬間,二哥用閃電般冰冷的聲音說:不必,隨即大開門,直直走了出去,獵人排班跟在屁股後……」
能公然無視於國家機器之追捕,那才是二哥真正「自由」的一刻。以此一「想像」為基點,我們或許較能接近舞鶴一點,「觸摸」舞鶴多一些。同理,在牽涉二二八事件的〈調查:敘述〉中,真正神采瀏亮之處並非僅僅在於其歷史厚度,甚且也不在於其對於歷史或記憶之質疑,而在如下之細節:敘述者「我」向調查員敘及母親後來因試圖營救父親而反遭洗劫強暴之事,未料老調查員竟有意無意地回應以「瘡嘴仙」之典故(「瘡嘴仙」此一稱號於此乃用以謔稱老調查員口中喜以自身之傷痛擴大渲染之人)。調查員的心態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寧可如此解讀:這是身為一位調查員的「必然的輕蔑」--他總是有些他自己的判斷,自己「以為然」的事情;他是大法官,下筆之前總是對受訪者的說詞有些自己的想法。然而我們不禁想問:你憑什麼以為你了解別人在想些什麼呢?
於是我們看到了受訪者奇異而力道十足的回應方式--他開始「以自己的瘡嘴對抗調查員的瘡嘴」,以某種「疑似拼貼的謊言」直接對抗調查員所代表的歷史與記憶的粗暴。在我看來,那是以暴力對外界之暴力的痛快回擊,如北野武《花火》一般,湛藍、豔麗而熱辣。坦白說,我看得很爽。(所以我的猜測是,你說舞鶴「是什麼」,他有可能都是不甚以為然的;因為評論者所犯的毛病無他,即是一種身為「調查員」的無聊與粗暴,一種對真正之自由的阻卻。)
最後來提〈悲傷〉。在故事的開頭,「我」是較為「正常」的,「你」則是自從一次勤務意外之後便成了瘋狂之人。其間癲癡種種,洋洋大觀,不可盡數。而在故事之最後,「你」與「我」漸日合一,各以「探望女兒後自死」與「看守公廁」作結。探望女兒的細節寫來有一種綿長悠緩的傷悲(那是如何長達十數年的時間,以其異於此世俗之精神與眾人隔絕,遙迢流離,而後方得回返一見的悲傷啊);而自死之後,較為正常的那部分「我」也僅容有屎尿之間的「餘生」了。這大概是舞鶴的底牌了--所能棄絕者盡棄絕,漫漫餘生,方有自由之可能。
我想像著那天,如果真有人在場外莫名其妙地叫住舞鶴,把他拉近那個搞笑的網聚會場裡,將戴著大墨鏡的他推到了場子中央。我們盡責的某許姓小說家兼主持人會怎麼介紹他呢?(拿吉普車少年的卡通面具給他戴?)
「各位朋友,這是我們的特別來賓舞鶴。在我心目中,他是台灣小說界『妖魔鬼怪』之中的『妖』……」像這樣嗎?或者乾脆嚴肅正經地來上一段訪談:「舞鶴先生,身為後輩,我很想請問您,您是如何鍛鍊自己的小說語言的?您平時看的都是哪些作品呢?聽說您不看同輩人的作品,是真的嗎?您之所以能如此令人驚異地寫下那些精神病妄想世界中無數誇張的性、諧謔、暴力或癲狂,靠的究竟是什麼呢?」
「靠妖啊!」他可能會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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